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6-0145-09 1964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鉴于国家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做出了加强战备、调整工业布局、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上海热烈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从1965年开始在东起浙江临安县、西至安徽东至县、南至祁门县、北至青阳和宣城,纵横700公里、占地四五万平方公里的皖南和浙西建立了小三线。至1980年止国家共投资6亿余元,在安徽和浙江建成81家企事业单位,其中浙西只有上海小三线的一家企业,其余的均地处皖南。这些企业包括54个工厂,占地面积67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18万平方米,职工5.6万余人,家属1.6万余人。小三线的职工中从上海去的约4.74万余人,占84%,其中由上海老厂动员去的老职工约1.66万余人,大专、中专、卫校和六八、六九届技校统一分配的约8500余人,1975年安排的七二届无去向代训艺徒等约1.72万余人,高初中毕业生分配的约2800余人,其他本市调入约2300余人①。上海小三线在安徽自成一个社会体系,不仅有工厂,还有为生产服务配套的行业,如:交通运输、电力供应、通信设施、物资仓库、学校、幼儿园、公安、法院、专线班车、生活供应等。加之皖南小三线作为上海“飞地”的特殊体制,小三线的民生问题不仅需要上海市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且需要上海与安徽之间的配合。 关于三线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其关注点在中西部的三线建设,即通常所说的“大三线”。综观大三线研究成果,内容多集中于对这一决策的形成及其评价、三线布局及其经济效益等问题,对三线建设者们的关注不够②。相比而言,“小三线”的研究成果非常少,目前所见主要有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系列口述史,各类文献整理和专题研究③。其他成果有张永斌的《上海的小三线建设》④,段伟的《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⑤和《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宁国县分布的历史地理考察》⑥等。 本文依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和上海小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资料,从政策层面和具体实践对上海小三线的民生问题做一个整体上的梳理与探讨,因为小三线建设所影响的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大量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一、日常生活问题 (一)日用品和副食品的供应 上海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生活用品、副食品供应问题,经上海有关商业局和安徽当地商业局协议,由当地商业部门支持安排。在上海小三线和基地建设初期,由于小三线单位地处山区,当地商业网点较少,供应有些困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和工交组于1970年6月决定,在当地商品供应未解决前,对肥皂、香烟、食糖、胶鞋、牙刷、牙膏、面盆等30种商品,由上海商业部门采取临时供应的办法。各筹建主管局应将所属单位所需要的商品,按年度分季填报计划,直接送交有关专业公司负责供应;对于其他零星商品的采购,由各单位提出要求,经筹建主管局审查后由有关批发部直接供应。为了有计划地做好后方建设单位的商品供应工作,各筹建主管局应将筹建厂、施工单位的实际人员数字(分别职工、家属),按季送给有关商业部门,作为供应依据。如有大的变动则要及时通知。待新厂供应以后,原来由老厂负责供应的关系应该停止⑦。 此后,上海小三线要求扩大供应品种,如卡其布、的确良等衣服面料。财贸组和国防工办研究,于1973年8月报请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同意,对已确定的30种商品仍由上海维持供应;对卡其布、的确凉等纺织品,是国家计划分配的,本市供应也偏紧,不再扩大供应;对当地商业部门要求上海支持的商品,为了相互支持和照顾地区之间协作关系,在春节期间,一年一次,以专区为单位,由省商业局介绍,和上海有关商业局商洽,凡上海货源有可能,尽量挤一部分给以支持⑧。 随着上海小三线人口的增加,上海在主要日用品供应上也加大了力度。据负责小三线物资供应的领导回忆,后方供应有些条件比上海还好些,比如在上海每人每月1斤肉,后方是1斤1两或者1斤2两。上海小三线和上海水产局、商业一局、商业二局保持密切联系,商业一局、商业二局都有专门干部管上海小三线的供应,凡是后方提出需要,他们尽量满足。上海小三线在上海有办事处,后勤组派人在办事处工作,专门负责与各个局联系,处理小三线商品供应问题⑨。除了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设后勤组,各个公司也有后勤组,直接对口。各个厂都有小卖部,凭票供应一些日常用品。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从上海直到各个工厂的商品供应链,保障了职工日常生活所需。当时比较困难的是蔬菜,蔬菜主要在当地购买,有些地方没办法供应,小三线就自己种菜,整个小三线约有5000亩菜地,大部分是职工整理山地和山坡开出来的⑩。 “文革”结束后,小三线每个工厂都建了冷库,可以用自己的产品到外地去换东西,所以上海买不到的后方许多都有。小三线职工的生活标准与上海差别不大,物资供应有保障,是职工安心工作的前提。但这样的供应模式也大大提高了上海小三线生产的成本(11),这是小三线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