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学科，民俗学的历史不算漫长。但是，论及学术史上的范式转换，民俗学理论的谱系虽不那么复杂斑驳，却也映射出丰富的地域和时代色彩：地域上从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到英国的遗留物传统，到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再到美国的“演述(performance)理论”①；时间上从十八、十九世纪大理论的方法(起源研究)，到二十世纪机械的方法(历史地理)，再到文化的方法论(文化模式、功能主义)、文本的模式(形态学研究)、结构主义(象征学、解释学)，最后是精神分析法、民族志诗学(海默斯)、演述理论(鲍曼)、女权主义、本真性(本迪克斯)等理论流派。②若以“民俗”一词统领上述理论主张，民俗学理论演进又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从最初“他者的民俗”(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下层民众)，到后来“本地的民俗”(传统存在于本土民众和社区之中)，再到当下“作为交流事件的民俗”(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过程)。③当代民俗学理论处于第三阶段，要定位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必要的路径乃是厘清民俗学理论转换的历史内在脉络，以学术史的眼光把握理论发展的基本型廓。 在学术史中定位当代民俗学理论 如何从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不同时代民俗学理论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具体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要点，从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出发，深入理解民俗学关键概念所呈现出的精神要义。仍以上文抽绎出的三阶段发展模型为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发展，与人类学中兴起的“地方性知识”理论热潮的发展过程相似，属于从“他者”到“本地”的视角转变。问题在于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范式转换，即从“本地民俗”转向“作为交流事件的民俗”，理论视角的转换似乎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必须将民俗学的学术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相结合进行考察。④因此，要理解当下“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的内在学理，必须结合20世纪60年代普遍发生于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语言转向”⑤这一重要的学术背景。重视语言是“语言转向”后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各学科不同的理论动向在当代所体现出的共性，当代社会理论的变革几乎没有一项不同语言研究的新转折有关联。对于民俗学而言，“以演述为中心”(the performance-centered approach)的研究方法，正是语言转向引导下，语言学、民俗学、语言人类学等学科共同发展的结果。 20世纪民俗学理论与之前的“浪漫主义传统”、“遗留物”、“历史-地理”学派等民俗学主张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以演述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以1970年代鲍曼(Richard Bauman)等人合著的《民俗学的新视角》⑥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理论突破了原有的研究范式，从过去注重“俗”的研究过渡到了重视语境中的人类交流活动即以“民”为主体的研究的全新范式。有人认为，“以演述为中心”的理论，主要实现了以下两方面的转向：第一，从历史到现实的过渡；第二，彻底颠覆了民俗研究中“文本”的中心地位。⑦演述理论的兴起与民俗学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反应关系密切，民俗学重新界定了研究方法和理论，关注传统在现实中的具体事件。从民俗学一百多年的历程来看，对“文本”的关注始终都处于中心的地位，这与民俗学诞生之初深受书面文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历史有着内在联系。 由于“演述”研究的兴起，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过去的“作为事项(item)的民俗”过渡到了“作为事件(event)的民俗”，也即民俗的实践(the doing of folklore)。对于“演述”的强调成为统领性的原则，民俗研究中对形式和功能的分析被整合入“演述”的视角。⑧作为演述的民俗，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现代民俗学所具有的醒目标签。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发展，并不简单是学科内部知识积累的结果，究其根本与“语言转向”思潮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语言转向”所引发的哲学研究思路转变 20世纪60年代是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中，整个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从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布迪厄，到德国的卡尔-奥托·阿佩尔、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再到英国的维特根斯坦、奥斯丁、温奇以及美国的奎因，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学科都不一而同地发生了重要的理论革命。这种划时代的变化，并非少数思想家或个别著作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而是一种可以和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相比拟、波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变化。”⑨这主要表现在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所出版的一系列划时代著作，不仅对既往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引发了全新的理论潮流。这种理论上的重大转折，正是20世纪发生在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最为显著的表现。 “语言转向”可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人试图摆脱哲学困境的一种理论求索，由于三大传统研究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⑩的淡出，西方哲学失去了原有的研究对象，陷入理论危机。(11)“同时，随着新逻辑的发现，加之人们对于古典哲学的厌恶、对哲学中心理主义的反对，以及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哲学研究开辟出了‘语言’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转向’。”(12)“语言哲学因英美和欧陆的学术传统的不同，又可分为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解释学两个传统，但是二者无疑都体现了20世纪发生在哲学中的‘语言转向’。”(13) 卡尔-奥托·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14)哈贝马斯也做过类似的概括，认为“科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换，第一次发生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与中世纪之交，体现为‘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过渡，第二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标志是‘认识论’向‘符号论’的语言范式转换。”(15)第二次语言转向的实质在于从传统的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它是人类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过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关注点的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通过把握意义的载体——语言来认识存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