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4)06-0049-10 消费不平等，一般理解为人们在拥有和使用物质资源上的不平等，是测量生活机会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现有研究集中在市场交换的维度，或通常所说的“消费水平”——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支出及其结构、耐用品拥有等方面的不平等。然而，更隐晦的消费不平等在于“消费文化”的维度，即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消费文化中所处地位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常常在消费文化中也处于优势或主导地位，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常常在消费文化中处于劣势或从属地位。由于受到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限制，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消费文化上的差异，但是本文强调的“消费文化地位的不平等”更多地来自社会的建构。 比如，围绕着“凤凰男”和“孔雀女”的话语①反映了农村和城市出身的青年如何在消费文化中被定位——前者的物质欲望是“畸形的”、消费观念是“精明的”：他们始终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但也希望通过奢侈品表现自己地位的改变；其成长积聚了全家人的希望和投资，当他们在城市立足之后开始全面回报父母和亲戚，让自己的小家庭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类似的话语还有“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物质欲望更强”、“寒门难出贵子”等。 这种“消费文化”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物质欲望和消费倾向的领域，也存在于文化品味的领域。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②，在中国观众中，“英剧迷”瞧不起“美剧迷”，“美剧迷”瞧不起“日韩剧迷”，而“港台剧迷”瞧不起“国产剧迷”。喜欢韩剧的人通常被贴上“没文化”、“没思想”的标签，喜欢欧美剧、尤其是英剧的人通常被贴上“高学历”、“名牌大学”的标签。一项由首尔大学媒体信息系教授姜明求(Kang Myung-koo)主持的研究③访问了近400名年龄在20～50岁的北京居民，发现学历与收入水平越高的中国观众越爱看美国和日本电视剧，而收入和学历越低，则越青睐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电视剧。研究解释为，高学历、高收入观众喜欢“理性而轻松”的电视剧，因此多选择观看美剧，而低学历、低收入观众之所以爱看韩剧，是因为部分韩剧逻辑性较差，观看时无需动脑子。无论研究发现是否准确地揭示了事实，该研究以及前文所述的围绕着“韩剧”、“美剧”的话语反映了消费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所欣赏的文化品味往往占据了合法性的地位。 这种对不同群体在文化品味、消费倾向和物质文化上的优劣对比和道德判断，对于理解社会不平等有着深刻的意义。一方面，消费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平等受到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局限；另一方面，这种消费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隔离，可能成为一种建构甚至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凤凰男”和“孔雀女”的对比实质反映了我国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寒门”或“豪门”的话语实质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韩剧控”和“美剧控”的鸿沟主要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这些话语的影响力和权力在于，通过同辈压力、社会偏见和自我认同的建构，进一步影响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这是研究“消费文化”不平等的重要意义。从外界来讲，学校和老师以及招聘单位和同事可能会被这些话语影响，对一个人的道德或性格、职业前景、晋升或前途做出有偏差的判断，比如认为“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可能更关心如何赚钱而不安心于学术”；从自我来讲，个人在这些话语的影响下，可能建构起极端的自我认同——比如“自己不适合做学术”，“工作上不能保证清廉”，“无法欣赏高雅文化”，对社会流动和社会融合产生负面的影响。 全面地分析消费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反映和影响社会不平等，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基于现有的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处于刚开始积累自己的资源但仍很大程度依赖家庭背景等先赋资源的转型期。实证分析主要关注家庭和高等教育两大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大学生在消费文化上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验证或者批判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是否来自较弱势的成长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大学生更认同从属地位的消费文化？具体的实证分析假设将在后文阐述。 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该调查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根据现行的国家教育体系的特点，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2所高校作为调查样本点。为了确保高校具有典型代表性，样本点的选择考虑了高校等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高校类型(综合类、理工类、文科类等)、高校地域分布(北上广、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最终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所重点大学、四所普通大学和四所高职院校。在选定了学校之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先在全校范围内随机抽取八个院/系/专业，然后在选定的院/系/专业中每个年级随机选择一个班级，最后在班级中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学生。2013年“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共获得了7 875个有效样本，样本应答率73.9%。12所高校中应答率最高的为97.0%，应答率最低的为60.5%，大体上确保了样本的随机性、代表性和可信度问题。 一、影响消费文化地位的结构性因素 提到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统治的概念，绕不开布尔迪厄的经典理论。与以往强调经济资本在社会分层中作用的理论流派不同，布尔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作用，认为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决定的“惯习”是社会区分的主要机制。据布尔迪厄解释[1]，惯习是一个“持续的、可转换的处置的体系，它是预先被结构化了的结构，起着组织社会结构的作用。”④作为“被结构化了的结构”，惯习被两种主要的资本形式所定义，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帮助这两种资本形式的再生产。文化资本在交换的体系中扮演着社会关系的角色，包括一个人所积累的、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的文化知识，文化资本“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可能以教育文凭的形式存在”[2]。作为“组织社会结构的结构”，惯习组织消费和生活方式，品味是惯习这个机制的主观实现[3]92。品味是一种“符号权力”；通过品味，“客观划分”得以和“主观划分”一致，从而使社会的和文化的秩序变得“自然化”(naturalization)[3]94。整个社会被区分为“合法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惯习/品味”和“大众的、占被统治地位的文化/惯习/品味”。近些年的研究更进一步强调“消费文化”的力量——“消费文化”不能仅以市场权力为核心进行分析，也应当被看作话语的来源和地位的标志，它将社会群体置于品味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等级中，从而掩盖了社会经济区分的权力关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