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黎:“包容那幽渺的与广大的……” 最早读到陈黎的诗,是在马悦然、奚密和向阳主编的《二十世纪台湾诗选》(台湾麦田出版,2001)中,这部权威性的诗选从台湾早期的老一辈诗人杨华、覃子豪、纪弦、周梦蝶,以及洛夫、余光中、痖弦、郑愁予、杨牧,一直到一九六○年代出生的中青年诗人陈克华、鸿鸿、许悔之等,一共收录了五十位台湾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而陈黎,便是其中收录作品较多的一位。 实际上,不只是在台湾,我以为在整个中国的新诗史上,陈黎都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陈黎的一首题为《太鲁阁·一九八九》的作品中,我曾经读到这样的诗句:“包容那幽渺的与广大的/包容那苦恼的与喜悦的/包容奇特/包容残缺/包容孤寂/包容仇恨/一如那低眉悲慈的菩萨……”陈黎翻译出版过很多诗集,其中又以拉美诗人的作品居多,他的创作,也受到了拉美诗人的许多影响。读他的《太鲁阁·一九八九》,我便能感受到其中所具有的巴勃罗·聂鲁达一般的壮阔与柔情,以及聂鲁达所惯常使用的诗学策略。但我在这里所更想指出的,却并不是陈黎的创作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而是上述诗句中所明确体现出的他的悲悯情怀与包容精神。某种意义上,“包容那幽渺的与广大的”,恰正是陈黎的诗歌在精神上与美学上最为核心的特质,陈黎的诗学,实际上就是“包容的诗学”! 在我们的新诗史上,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像陈黎这样在精神上具有如此巨大和如此繁复的包容性。一方面,陈黎对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个体生命宿命般的处境有很深刻的体验,现代主义诗歌所通常具有的诸如荒诞、神秘、孤独、绝望和死亡等幽深的基本主题在他的诗歌中多有体现;另一方面,从人间亲情、日常生活和社会世相到民众命运、历史转型,以及到台湾本土的族群、历史与文化等更加广阔的题材,在陈黎的诗歌中,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书写。 在陈黎的作品中,我非常喜欢一首叫作《秋歌》的诗。“秋”是古今中外的很多诗人非常偏爱的题材与主题,但是《秋歌》却有独特的精神。在诗人看来,向死而在的我们固然会死,“我们紧握住的手”,固然也会突然“在暮色中松开”,但是在另外的意义上,我们又不妨将我们的生(“漫漫长日”)和我们的死(“漫漫长夜”)看成是一对“孪生兄弟”,在这样的视野中,天空、远方和代表着死亡的黑暗,也许不过就是我们生命另外的居所,一个更加广大、更加永恒的居所。所以,“当亲爱的神用突然的死/测验我们对世界的忠贞”,我们的最为切要和最旷达的选择,还是应该“甘心”去“修补”那“感情的墙”。陈黎的《秋歌》亲切无怨、高远放达,一如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表现出对生命的挚爱与哲思;与《秋歌》的抽象与抒情不同,《小丑毕费的恋歌》在题材上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取向,很多人都曾经在陈黎关注“小人物”命运处境的意义上肯定过这篇作品。而我在深以为然的同时,更想强调它对我们个体生命的荒谬处境——一种在现代社会更常具有的萎弱无助甚至自我作践的异化处境——的反讽性表达。 陈黎的很多作品都属于如上所述的第二个方面,即对台湾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广大民众精神与生存的自觉书写,《拟泰雅族民歌》《葱》《牛》《太鲁阁·一九八九》《最后的王木七》《纪念照》《岛屿边缘》《花莲港街·一九三九》《岛屿飞行》和《白鹿四叠》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也因如此,陈黎的写作才被有的学者概括为是“本土诗学的建立”(奚密)。陈黎生长于花莲,处岛屿边缘而忧怀天下,浩歌向洋,在心系家国的同时且问念苍生。譬如在《岛屿边缘》中,自比为像“针”“线”一般细弱与渺小的诗人却与广阔的世界和深邃的时空竭力关联,从而在孤悬边缘的处境中激发出令人动容的悲情,阔大沉雄。不过我以为,这种悲情和这种阔大沉雄的精神气象,在诗人《最后的王木七》《牛》和《纪念照》等作品中,由于更加具体和均据本事地记载与书写了台湾民众的苦难命运,而在情感上显得更加充沛和坚实。陈黎很善于从具体和坚实的细节——那些通过诗人的凝练、提升从而被赋予了精微幽渺的诗性的细节——出发,在丰富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日常生活和诗人自身的人生经历与精神世界中展开联想,腾挪跌宕,异质混成,以其来路复杂、操练自如的诗艺策略和变幻莫测的语言魔术,营造出精妙无比或又开阔深厚的诗的世界——“包容那幽渺的与广大的”,陈黎的世界,会如此也! 夏宇:“隐匿的王后”,或“以暴制暴”的写作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在夏宇的诗作《甜蜜的复仇》中,如此短短的五行诗句很多人都熟知,很多人也都非常喜爱。这首写于1980年夏宇二十四岁时的作品,无疑是中国新诗史特别是其中女性诗歌史中的经典之作,绝望、执顽的情感和奇特的构思与“暴力”,使人读之难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夏宇诗作的基本情状。一个小女子,可能因为爱,因为一种无望的爱,而只能“捕得”所爱者的影子,然后将其“腌”起来,将其“风”干,再留待自己“老的时候”,以其“下酒”。一连串的动词,施“暴”于人影,复又备念自己的老时,爱恨交加,地老天荒,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而足以致其终老难忘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将贯穿和影响“小女子”的一生,关于它的表达,则更是在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女性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主体——一个暴力的、激烈的、甚至不无佯狂、颓废(“酒”)与虚无的女性主体。 夏宇在一次回答关于她的诗歌是否是一种“语言游戏”的提问时曾经指出:“我认为语言是,应该是有其规则体制的,每一种叙事办法都是一个‘新的世界的可能’,规则等因之有了独特专制以及被无限质疑的魅力。游戏没什么不可,我赞成游戏,‘如果我可以用一种填字游戏的方式写诗,但保证触及高贵严肃的旨意,让比较保守脆弱的人也同样体会到阅读的深刻乐趣……(1984札记)我赞成游戏,但我不认为我的诗都是语言游戏,相对于某一层面的人格结构,可能在方法上有点倾向于‘以暴制暴’”(万胥亭、夏宇:《笔谈》,《夏宇诗集·腹语术》)。我以为这是我们了解夏宇诗歌观念和诗学策略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