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6-0011-07 一、是分道扬镳，还是不同的现代性实践方案？ 阅读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问世的两岸文学史论述，读者会发现，论者所预设的立场或自觉不自觉所选择的位置(Position)，会很深刻地影响到他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发展方向的判断。以两岸关于台湾文学史的论述为例，一般而言，关于古代文学(明清时期)、日据时期，只要从史料出发，双方的论述都能找到许多交集点。然而，从台湾光复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后，这种交集就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对五十年代兴起的“反共小说”的评价，分歧最大。而正是从这些分歧中，我们看到了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刻意呈现、同时也可能被无意遮蔽的“非文学”的问题。例如，皮述民、邱燮友、马森和杨昌年等学者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1997年)似乎是台湾出版的首部以“二十世纪”视野来整合两岸新文学发展史的集体著作。该书从1901年以前危机四伏的中国及其文学开始其文学故事的叙说，第五、六编以“分道扬镳”为题，分别叙述台湾和大陆1949年至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状态；第七、八编也在“当代文学”的标题下分别叙述台湾1980年至1997年、大陆1977年至1997年的文学。这一文学史架构，开拓了许多可供观察和讨论的文学领域，尽管目前还仅是开始，但其拓荒性的意义，实不容忽视。问题是，两岸文学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究竟是互不相干的“分道扬镳”，还是只不过是在实践和延续晚清以来就在不断选择中的不同的现代性方案？ 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五十年代的台湾“反共文学”的不同论述中，我们就大致能感觉到，处于不同立场或位置的学者对最引起争议的、政治色彩最浓厚的“反共文学”的评述，在其异同之中，大致反映出某种延续不断的“态度”。既然“反共文学”是国民党政府五十年代所倡导，那么，对它的赞赏或批判，就不仅与文学自身的鉴赏有关，而且与人们对国民党、国民党对自身的态度有关。大致说来，这些论述，至少有三种不一样的观点： 一是以叶石涛为代表的“本土派”观点。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1987)第四章“五○年代的台湾文学——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颓废”，把战后来台的移民分为两波，第一波是光复后来台的移民，有陈仪的班底、国民党先遣队、企业家等非政治人士、隐姓埋名的伪满州国和汪伪政权汉奸和闽籍人士等六种人；第二波则是1949年冬天随国民党政府的溃退，大迁徙而来的将近两百万军民。他说： 五○年代因避共而来台的移民，却是曾在大陆享有统治实权的有关军政、党务、财务、财经、学术界的精英分子。尽管惊惶未定，但他们有统治的实际经验，以及基于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共识，所以很快的又建立了一套统治模式，以台湾民众的血汗劳动收获为滋养，迅速确立了统治体制。① 因此，叶石涛认为，五○年代的台湾文学，“几乎由大陆来台第一代作家把持，所以整个五○年代文学就反映出他们的心态”，由于他们的文学没有“扎根于人道主义的肥沃土壤”，所以“五○年代文学所开的花朵是白色而荒凉的”②。延续这种观点的，可在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1991)看到③。这一态度，看起来像是站在“台湾民众”的立场，对国民党建立起来的新的“统治体制”持批评的态度。 二是以尹雪曼为代表的观点，这应该就是叶石涛所认为的“大陆第一代作家”观点，他看到的情况似乎与叶石涛不一样。尹雪曼在写于1983年的文章《近三十年来的我国小说》中断定，从1949年以来的台湾文学，“一直呈现着一幅万花竞艳的状貌”，“堪称是我国小说的复兴时期”，他认为1917年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前三十二年的发展，“远比不上今天的后三十四年的成就”，在前三十二年中的前数十年，“新诗有进步，戏剧也有进步；只是小说的进步不大，也不显著。论原因，自然是在此一阶段当中，共党文艺教条盛行。当时大部分的小说作者，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党同路人；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小说，都跳不出共党倡导的‘革命浪漫主义’窠臼。”④而近三十四年的小说创作，“不只充满了生命力，更是多彩多姿，美不胜收，获知了前三十二年从未曾有过的大丰收！”⑤尹雪曼把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中，不过，他更高度肯定1949年之后台湾文学创作的成就和艺术价值，认为“反共小说”并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无啥可观”。他把“反共小说”与“战斗小说”分为两个部分，被尹雪曼用以代表“反共小说”成就的，有王平陵的《幸运儿》，谢冰莹的《雾》、陈纪滢的《音容劫》、徐文水的《东门野蛮及其伙伴们》、张爱玲的《秧歌》、姜贵的《旋风》等。他还特别提及自杨逵以降至黄春明等台省作家三代作家的兴起，认为“台省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光复，回归祖国怀抱，在短短的三十几年当中，能有这么多台省籍年长、年轻的小说作者兴起，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教育工作的成功；另一方面说明了血浓于水，民族的情感确乎超越一切。”⑥1997年初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皮述民、马森等编撰)认为五十年代初的反共小说“不乏佳作”，“不宜以‘反共八股’一语抹煞”⑦。显然，尹雪曼在意和强调的，是在台湾的成就，而否定同一时期大陆的文学成就。他没有切割两者，只是扬此抑彼。除了尹雪曼，齐邦媛、王德威、龚鹏程、应凤凰等学者都有意还原五十年代台湾文学生态，重估“反共文学”，如王德威把反共文学看作是“伤痕文学”的先声，以此重估其意义和价值；而龚鹏程、应凤凰则试图呈现五十年代的复杂性，强调“反共文学”之外的“多元化”⑧。这些学者的论述，与叶石涛等本土派的论述形成对话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