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享有盛誉的海外汉学家夏志清认为，中国小说以现实主义成就最高，而讽刺小说代表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成就。在其著作《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初版)与《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中，夏浓墨重彩地向西方世界评荐了两部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钱钟书的《围城》。在他看来，这两部作品广泛探索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生存的诸多样态与困境，呈现了幽深复杂的道德世界。由于他的品鉴，《围城》确立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而其“《儒林外史》论”虽未能在中国学界引起关注，其批评眼光可能更为成熟细致。 一 吴敬梓的道德世界 在夏志清看来，《儒林外史》的成功源于作者所持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一部古典小说一开始便具有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直觉把握”；以此为准衡，可区分《儒林》中呈现的两类“喜剧场面”：一种根植于对社会风俗的实际认识之上，另一种则属于夸张的讽刺文学，有意地从现实转向荒谬。① 何谓“现实主义”？在一个现实主义已经被滥用到无所不包的今天，需要通过夏志清的批评来重温其内涵。现实主义，首先意味着作品人物的真实性，这个人物与他的生活是融为一片的，所以真实的人离不开真实的环境、风俗描写。这是表层的真实。其次是揭示人物生存的真实状态。作者完全呈现了一个真实环境中的人物的实际生活，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物的生存本身是真实的。生存的困难与歧路在于，大多数人“以为”的自己和“实际”的自己，并不对等。因而出现了人格的伪饰与分裂，乃至以自我戏剧化表现出的心理冲突，都是偏离了真实的轨道而产生的现象。这些人物出现认知偏差，是借助智者的“慧眼”可以观察到的，但他自己虽然未必自觉，一个生存于虚假中的人物，其缺乏自知之明而带来的面子与里子，自我与他人的冲突与痛苦却是真实的——一如包法利夫人的痛苦，并不因其生存的虚假性而得以取消。作家如何揭示这种痛苦？ 深层的人性真实必须借助对环境与人物的真实呈现才能予以揭示。一个深深嵌入特定文化风俗的人，全面承受着此文化内蕴的冲突而带来的压力，他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才更真实有力，从而引发严肃的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这就带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性条件，现实主义，意味着作者正视现实，对于人生经验有着活泼的吸收吐纳能力，能够“设身处地”虚构一个有着自身情感生活逻辑的人物，以及相应的生存环境。设身处地，要求作者有无限的同情能力；然而同情不是赞同，依然要在这种真实的生活与人物中看出不合理，带着对道德问题的紧张，探询成熟的人性及严肃的生活应有的模样。是以“批判性”乃讽刺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根本。但讽刺首先意味着距离——心理、情感的距离，乃至价值观的距离。如何处理有距离的讽刺和设身处地的写作态度这看似悖反的两者，使之达到高度的平衡与融洽，是任何一位讽刺小说家都将面临的挑战。 吴敬梓笔下的周进是一个成功的创作范例。周进想象中的自我难以融合于实际人生，这两者显见的落差为他的人生抹上滑稽的色彩；但是，他的痛苦本身确凿而实在，我们即便看到人物生存的虚妄，对陷入如此境况的人物之悲恸却不能漠视轻忽、嬉笑玩弄。周进看贡院时的戏剧性场面，虽然有几分夸张，但依然是天才洋溢的一笔：“周进这个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的人，对于所有那些伤害他的人都是恭恭敬敬，最后所领受到的，是一场悲痛欲绝的大哭，这完全符合他的个性。”② 但在严致和与范进等人的塑造中，作者显然失去了分寸。严致和极端的吝啬与他之前给人的印象太不一致，而范进不知苏轼这类惊人的孤陋寡闻，显然已经脱离了这些人可能的生活实际，他们被叙述人硬生生从自己的生活里剥离了出来。假如他们地下有灵，大概也会像《灵感》中的人物，跑出来申冤：“你在书里写得我们又呆又死，生气全无；一言一动，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泼泼的人物。”③伴随着那些漫画式的滑稽人物出场的，是叙述者心不在焉的嘲弄。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背对着他笔下的人物，着意要显示自己的讽刺才华的叙述者本人。这突然的转身，成全了他夸示性的嘲弄，却也同时以失去对笔下人物的耐心体察为代价。 这里，上述的距离控制的悖反，就形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现象：讽刺，究竟以无情还是有情为更高境界？在“无情的讽刺”成为人们随口称赏讽刺作家才华的同时，同情而克制的讽刺或许更难企及。剑桥学者F.R.利维斯评价一位作家时说，“她是绝顶聪明且有自知之明的人，纵使她要嘲讽，也不可能超过偶尔为之的程度”。因而她笔下的讽刺对象“与我们的距离远非我们洋洋自得地相信的那样遥远”。④熟谙利维斯批评的夏志清一定留意到这段经典评语，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吴敬梓，这一类“过分轻蔑的奚落”⑤不过表明了讽刺作家的失陷：像这一类的笑料，通常总是由于它们对于文人学士阶层的毁灭性的暴露而得到批评家的赞赏，但实际上所具有的讽刺力量是很小的。因为它们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夏志清讨论的讽刺小说之“现实性”问题，实则涉及叙述者自身的姿态，因为对笔下人物的道德关怀必将融化为一种妥帖恰当的叙述态度，从而显示其道德世界。细观《儒林》，吴敬梓的道德视野并不单纯，他的讽刺是具有不同侧面的多刃刀。 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和假文人是《儒林》显而易见的讽刺对象；真假文人的标志是有无真知。作品里的马二先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学识狭隘浅陋，在大自然面前毫不动情，在餐桌上举止粗鲁如同乡下人，但是他心胸宽大，他的仁慈善良通过他的土里土气的话而闪现出来，显得不同一般。夏志清指出，“在吴敬梓对于文人的讽刺中，他的关于文化修养的理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关于道德的理想最终决定这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态度。一个文人可以保持道德的完善，即使他的文化教养由于其治学途径的影响而有严重的缺陷”。因而必须将马二先生置于小说最为惹人喜爱的人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