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问题是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坛，忠诚主题得到了反复书写。这大约是因为这两次政治运动在革命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内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所谓冤假错案，其本质不就是革命组织对其效忠者之忠诚的怀疑么？对于那些本身就经历了忠诚危机的“右”派作家而言，如何对待和书写自己的冤屈，就成为考验他们是否还能保持忠诚的试金石，当然也是检验他们是否经由对自己冤屈的反思达到新主体性建构的检测剂。 王蒙的《布礼》①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这点甚至从小说《布礼》及其主人公钟亦成的命名就可以看出来。钟亦成谐音“忠亦(而且)诚”，忠心不贰之谓也；而“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者内部使用的交流密码和忠诚符号，是革命者之间绝对信任关系的标志。然而对钟亦成而言，这个密码和符号竟然陷入了深刻的表意危机。 一、忠诚危机为什么如此紧要？ 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是15岁入党的“少共”。解放后任P城(北京)中心区共青团干部，喜欢文学。小说一开始，钟亦成就面临着恼人的忠诚危机：1957年8月，他发表的一首小诗《冬小麦自述》被一个“红得发紫”的评论界新星解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372)，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并由此开始了折磨他20多年的忠诚危机。“忠诚危机”在此有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它意味着一个革命者对组织的忠诚受到了组织的怀疑，组织拒绝相信他的忠诚并使他陷入深刻、痛苦的认同危机；其次，忠诚危机还意味着：面对这种危机，面对自己无端遭受的怀疑，该怎么办？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忠诚，还是终止它，寻找新的身份认同与忠诚对象？ 对钟亦成而言，忠诚危机是一个他不敢想象的危险信号，“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敢想象这危险”(374-375)。这个危险之所以严重得“不敢想象”，是由钟亦成与组织的关系性质决定的：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也不愿意多看他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396-397) 可见，忠诚危机可怕就可怕在：钟亦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是依附于组织的，革命者的身份、对组织的忠诚，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是他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畜生/细菌/垃圾/狗屎的全部保证，而革命是钟亦成活着的全部理由，是他生活的唯一意义。钟亦成只能是革命者，只能是组织的儿子，否则就什么都不是。②他曾这样明确地对自己的恋人凌雪表白：“我们是吮吸党的乳汁长大成人的”，“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412)。 钟亦成的命运就是取决于他与组织的这种关系的性质，他的效忠必须是无条件的，是单方面的而不是相互的，即使这种忠诚遭到怀疑，也不可以放弃其忠诚。组织可以宣告钟亦成的“不忠”，而钟亦成呢？既不能拒绝这个宣判，说自己是冤枉的(这就意味着组织错了)，更不能接受这个判断，并撤回自己的忠诚(这是钟亦成想都不敢想的)。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等待组织承认自己冤枉了钟亦成，为他平反。 因此，一旦钟亦成对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忠诚遭到组织的怀疑和否定，就无异于孩子离开了娘，不知所措，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虽然钟亦成对组织如此忠心耿耿，但他是否真的拥有这种忠心却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包括他的言行，而是取决于组织的认定和判决。换言之，他自己不能证明自己的忠诚。只有组织才能证明。一旦组织怀疑和拒绝他的忠诚，判定他是“敌人”，是“叛徒”，即使他自己明白是冤枉，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个错误的判断，并进而开始残酷的自戕、自虐和自嘲：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实际上我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397) 如果说老鬼《血色黄昏》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林胡(即作者老鬼)在不敢质疑“反革命罪”本身的同时至少还坚持“我不是反革命”，并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冤上诉；那么，钟亦成则更进一步：在肯定“反革命罪”的同时，干脆承认自己就是“反革命”——因为他不可能怀疑党的判断是错误的。换言之，钟亦成没有能力定义自己，他只能依据党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要“亲自拿起手术刀”(397)来剜自己的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钟亦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采取了王蒙式的嘲讽和夸张语体，它有效地传达了钟亦成自虐的荒谬性，以及这种自虐背后的认同逻辑的荒谬性，它也体现出典型的钟亦成的智慧。但是我们不能对这种智慧的政治反抗意义给予过高的估计。因为革命文化培育出来的钟亦成不可能在效忠革命组织之外另建起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不但没有这样做的组织资源，而且没有这样做的思想资源。比如，他和那个冤枉他的革命组织一样，都对个人主义那套“我就是我自己”的宣言嗤之以鼻。小说写道：革命忠诚教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的核心就是彻底铲除个人主义。作品中的区委书记老魏这样教育钟亦成：“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394)，对此，钟亦成的反应是“太对了！太对了！”“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像蟑螂，像蝇蛆”(395)。就像钟亦成献给凌雪的所谓“情诗”《给我提点意见吧》中说的：“我们没有自己，我们把自己献给了革命”(406)。这样，“自身一无所有”的钟亦成就连自己对革命和革命组织的忠诚也必须得到革命组织的恩准，一旦被打成“右”派，一旦失去这种恩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只能空洞地发出“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呐喊，他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悲剧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