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是喜欢骂人的，说得委婉一点，就是鲁迅偏激、尖刻，有绍兴师爷之风。之所以让人们形成这种印象，原因不外有三：第一，鲁迅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意志和独立个性的知识分子，他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而是永远秉笔直书，不与任何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妥协；第二，自文学革命发生直至鲁迅逝世，文坛上新旧文学及各种思潮和主义之间论争不断，每次重要的论争鲁迅几乎都参与其间，树下了众多的“论敌”；第三，事过境迁，人们对当时论争的来龙去脉不了解，对其论争对手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清楚，只看到了鲁迅火气十足的文章，于是就认为鲁迅偏激、尖刻甚至是“喜欢骂人”。 面对人们对鲁迅的这种误解，陈思和先生接连写了《鲁迅的骂人》《再论鲁迅的骂人》和《三论鲁迅的骂人》。认为：“纠缠鲁迅一生的骂人与被骂的事件中，受伤害最烈的恰恰是鲁迅本人，只是事过境迁，那些争论的背景与环境都已被人遗忘，唯留下了鲁迅独战无物之阵的身影，事情就朦胧起来。就像是两个人打架，你一拳我一脚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但忽然将其中一个作隐身人处理，虽然拳脚犹在，但人们能看见的，只剩下另一个人单方面地舞动拳脚，判断自然就容易出错。”鉴于此，陈先生试图还原当时鲁迅与论敌论争的一个个真实的历史语境，让人们了解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那样尖刻的话或爆出“乏走狗”之类的“粗口”。比如在论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乏走狗”的真正原因时，陈先生指出，首先是梁实秋在论争中采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他在《新月》第三卷第九期上一连发表了三篇夹杂着暗示左翼作家为共产党的短文。如：“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答覆鲁迅先生》)“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资本家的走狗》)“这篇小说的作家已于1920年2月14日下午七时随同鲁迅先生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无产阶级文学》)这里，梁实秋不断暗示对手是“共产党”，是“领取苏联津贴”，或是“自由运动大同盟”成员。这是心怀叵测的，因为在30年代的恐怖时期被称作“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梁实秋此举虽非告密，但在客观上起了提醒统治者，并进一步想利用统治者的权力和屠刀来消灭论敌的作用，这才是鲁迅拍案而起，怒不可遏的原因，也正是鲁迅在走狗称号上再加一个“乏”字的用心所在。再如，陈先生具体分析了鲁迅与国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的论争。当时鲁迅写了一篇短文《不通两种》，批评国民党御用报纸的新闻“不通”。王平陵写了《最通的文艺》，先是揭发鲁迅用笔名写文章，接着又使出了惯用的上纲上线战术：鲁迅既然认为报纸上的新闻“不通”，那一定是说“恭颂苏联”才是“最通的文艺”。陈先生分析王平陵这是包藏了祸心：30年代恭颂苏联跟50年代的批评苏联一样，足以构成政治罪名了。这种战术有点像马路上两个人吵架，甲说公共厕所太脏(这也许是事实)，乙马上出来指责：你否定公共厕所，就是提倡随地大小便，就是违反卫生法，就是……这样的推理当然无往而不胜。此外，陈先生还具体还原和分析了鲁迅与成仿吾、周扬和徐懋庸的论争。本来还计划写鲁迅与章士钊、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但没有完成。不过仅完成的几篇看，对我们认识鲁迅已经很有助益了。受此启发，笔者就鲁迅和林纾的“骂人”也做一比较，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骂人。 第一个攻击和谩骂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者的是林纾，其实第一个攻击和谩骂鲁迅的，不是陈西滢，不是梁实秋或高长虹，也是林纾，而且是口无遮拦的破口大骂。和林纾的“骂”相比，鲁迅的“骂”要显得有理性，有节制，或者说，鲁迅的“骂”是艺术的讽刺，而林纾的“骂”则可说是丧失理智的“爆粗口”。 林纾是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蜚声文坛的桐城派古文家。特别是在翻译方面，他是和严复齐名的近代两大翻译家，被康有为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严复虽然翻译过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等人的诗歌，但标志着他真正翻译成就的是他对西方学术思想名著的翻译，而当时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方面影响最大的则是被称为“译界之王”的林纾。他一生翻译了170多部西方文学名著。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刊行后风行全国。严复描述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林译小说使中国人真正了解了西方人的心理世界、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也使人们了解了西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能够如此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细腻地描摹人物感情，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视小说戏曲为“末技小道”的观念。可以说，林纾为国人认识和了解西方打开了一个窗口，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极大兴趣。现代文学的大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钱钟书等年轻时无不痴迷于林译小说，从中吸取异域文学的营养，借鉴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技巧。可以说，林纾的翻译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项铺设新文学生长的温床而挖掘旧文学坟墓的工程，这是林纾这个死抱住文言文和旧文学不放的古文家所始料未及的。当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大张旗鼓地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批判文言文和旧文学时，林纾是当时的文坛名宿，古文大家，并且靠着他的文言文翻译小说得到不菲的版税。林纾最先站出来激烈地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了。 林纾擅长的是古文创作和翻译，但却缺乏理论的素养与开阔的视界，所以他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学，基本上是靠影射、恐吓和谩骂，而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论争。他最先试图从理论上为文言文辩护的文章是《论古文之不当废》，在文中他大意说历来反对古文的人很多，但始终不能推倒古文。他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姿态断言：“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言外之意就是胡适、陈独秀等反对古文也不会成功。他在1919年3月18日的《公言报》上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即《致蔡鹤卿太史书》。文章表面上彬彬有礼，谦和诚恳，而实际上却顽固地维护封建纲常礼教，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他以“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为立论基点，指斥提倡新文化和白话文是“违忤五常之语”，是“覆孔孟，铲伦常”的“叛亲蔑伦之论”。他说“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且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林纾把写给蔡元培的信公开发表并暗示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没有尽到“全国师表”的责任，纵容“叛亲蔑伦之论”。这就像陈思和先生所说是“包藏祸心”的，因为当时正是北方的段祺瑞执政府与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对峙的时期，蔡元培是著名的国民党四元老之一，所以林纾言中藏有为段祺瑞执政府提供整治蔡元培口实的“祸心”，并且行文中还暗含着对蔡元培的人身攻击。他说的“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实有影射蔡元培出身低下之意。1918年8月6日至10日北京《公言报》曾连载北京大学被辞退的教员徐某化名思孟的文章《息邪》，对提倡新文化者造谣攻击。其中的《蔡元培传》中说蔡元培的父亲“以卖浆为业”。说蔡元培“天资过人，留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通篇皆诋毁嘲讽泄愤之语。此外，林纾针对批判封建“父为子纲”的道德伦常而提倡新的伦理道德的人痛骂说：“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人头畜鸣，辩不屑辩。”这里林纾很可能骂的是鲁迅。鲁迅1918年9月署名唐俟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发表《随感录二十五》，文中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鲁迅显然没有被林纾的辱骂所吓倒，稍后他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批判封建的孝道观。鲁迅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提出“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认为父母应该“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