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学”的叙事学分析

      1956年5月，为了适应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①。虽然“双百方针”并不只针对文学创作，但是这些关于打破思想禁锢的政策激励了许多青年作家直抒胸臆，文学界因此也出现了一个创作的“小高潮”。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这些因“双百方针”而催生出的作品被统称为“百花文学”。

      “百花文学”出现在“双百方针”执行期间，它显然包含一个时间概念。此外，它也包含了一个文体的概念，这些被归为“百花文学”的小说文本普遍采用短篇形式，这与“双百方针”提出时，全国范围内刚刚进行过大规模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肃清反革命”的运动有关，这两场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紧张气氛让作家们难以把握政治的风向标，“作家精神展开的程度，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容纳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②。同时，它还涉及一个“个体”的概念，虽然作家们依然自觉地认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总目标，依然自觉地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诉求的叙事眼光来讲述故事，但叙事人也尝试通过个人的视角，理性地观察生活，针砭时弊，感性地进入内心，抒情咏怀，从而使文本呈现出“百花”的样态。

      “百花文学”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为代表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③的文本；一类是以《红豆》、《西苑草》等为代表的，细致绵密地表达个体内心情感挣扎的文本。两类文本处理的材料不同，表达的情感有异，其在叙事特点上作为“百花文学”的共同特征，则需要我们进入叙事层面进行细致分析。

      在十七年主流叙事中，要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体现政党的意志，充分实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根本目标，首要解决的是作家的立场问题，体现在文本中便是叙事人的叙述立场。而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④。这样的立场决定了叙事人在故事讲述、人物描摹时必定要采用代言人的立场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诉求的叙事眼光。“百花文学”产生于1956-1957年间，社会文化语境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由于叙事目的的变化以及作家获得了有限度的创作自由，刚冷方正的叙事眼光中便杂糅进一些柔和的色彩，居高临下的俯视角也向平视角转换。叙事眼光和视角的变化使十七年主流叙事确立起来的叙事成规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在“百花文学”中，读者最直观的感受便是情节设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情节是叙事作品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情节设置而言，布雷蒙在《叙事可能之逻辑》中将叙事作品的事件分为两个基本类型：

      

      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改善与恶化在叙事作品中的三种结合方式：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和左右并联式。⑤在建国初十七年的主流叙述中，无论是书写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比如《红日》，还是展现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如《创业史》；无论是受到主流批评界充分肯定的《红旗谱》，还是出版后有诸多争议的《三家巷》，尽管故事的发展经历种种艰难曲折，但故事的主干往往遵循一种简单、明确而固定的程式展开，即：要得到的改善→改善过程→得到改善，这一程式同时也是建国初十七年主流叙述的既定成规。然而在“百花文学”中，“要得到的改善”并非只经历“改善过程”，也并非仅有“得到改善”一个叙事终点，事件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本报内部消息》的情节设置可以表示为：“要得到的改善”→“改善过程”→“没有得到改善”。报社领导的保守和教条是“要得到的改善”，年轻记者黄佳英对“不合理的事情”的不妥协推动事件向着“改善过程”发展，但事件并未走向“得到改善”的叙事终点，总编辑陈立栋被公认是报社发展的最大阻力，但仍没有被调离工作岗位；工业组组长张野依然怀抱明哲保身、收支平衡的处世态度，在“仔细地核算一回今天在一些事情上耗费的精力是不是浪费，认为不是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睛”⑥，在情节设置上与之相近的文本还有《沉默》(秦兆阳)等。又如《改选》的情节设置可以表示为“要得到的改善”→“没有改善过程”→“看到改善希望”。好大喜功、惟命是从却不顾及群众利益的工会主席希望能在改选中连任成为事件“要得到的改善”，但是事件并没像我们已经习惯的那样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一心为公的工会干部老郝不断地受到工会排挤，最后连提名权也被剥夺，事件最终在老郝辞世中结束。不过这个带有悲剧性的叙事终点仍带出一点“光明的尾巴”，让读者看到了“得到改善”的希望：老郝的工作获得了工会会员的认可，并且以最高的支持率当选为工会主席。与之情节设置相近的文本还有《灰色的帆蓬》(李凖)、《小巷深处》(陆文夫)等。再如《在桥梁工地上》的情节设置可以表示为“要得到的改善”→“没有改善过程”。队长罗立正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工作缺乏魄力是“要得到的改善”，事件同样也没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积极实践、敢于创新、勇于担责的工程师曾刚不断受压制、遭排挤，最终被调离桥梁大队。叙事人在文本结尾感慨：“春风啊，你几时才能吹进这个办公室呢？”⑦与之情节设置相近的文本还有《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