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都市文学：世纪梦想的场域与符号 从理论上讲，“都市文学”或许是最模糊、最难界定的一个概念，因为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种人类生活场域相比，都市始终是一种时刻处于流动和变换中的场域。因此，我们只有跳出既定的、抽象的概念和模式，用一种具体的、个性化眼光和方式去看待这一问题，“都市文学”才会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地站在我们面前，呈现出自己丰富多彩的面貌。 鉴于此，如果在一个晴朗的天气到南京东路外滩，或者到年关去广州火车站，看到人头攒动的潮流，看到那一双双渴望繁华、迷恋霓虹灯的眼睛，就不能不承认“都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继而又不能不承认“都市文学”的存在。显然，在中国土地上谈都市，谈都市文学，其鲜明的特征首先来自于它们的存在环境和无法摆脱的国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都市如同被包围的一个个孤岛，存在于汪洋大海般的乡村的包围之中。其现代化程度、生活和文化方式，与乡村生活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中，中国人历来对于城市都怀抱着一种相当矛盾的态度，既向往又感到恐惧，既视之为乐园又把它想象为罪恶之地。 既然都市象征着梦想，就会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一种引力场效应。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中历来就存在着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是对都市的渴望和追求，一是向乡村生活的回归。就前者来说，是大量的人向城市奔涌，他们中间有破产的农人、工匠、女佣、商人、学生，并在日后产生出了一批批现代作家。这些作家一开始总是接受了从都市传来的现代思想信息，厌倦了自己家乡封闭落后的生活，在都市看到了一种新生活的希望之光。在中国，都市化实际上成为现代化的一种代名词，虽然这里包含着一种很大的误解和偏颇。而就后者来说，在都市生活的人总是把乡村想象为一种“世外桃源”，尤其当他们已经厌倦了都市的喧闹，或者在激烈的竞争中疲于奔命已身心交瘁，或者是由于对于都市中人情的淡漠、人性的扭曲已感到不可忍受，至少在精神上他们会企望向乡村的田园生活回归，他们希望在这里再次寻回恬静、淳朴的感情和优美的人性。现代文学中持续不断的“乡土小说”和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文学”就明显表现了这一倾向。 现代中国生活中这种都市与乡村的对峙，使中国都市文学拥有了自己明显的特征。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都市与乡村的某种精神联系，由于这种联系，中国都市文学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因此，中国的都市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地域气候中会有不同的风采。 进入新时期后，都市文学，作为一种强烈的求变、创新和异类的文化倾向和样态，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急速爆发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从王安忆、张爱玲，一直延伸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清末民初的情色小说，一再成为人们追逐和探讨的热点。此外，更表现在社会生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其都市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许多小镇、渔村变成了都市，田地盖起了工厂，农民打起了领带或者穿起了工服，随之而来的是流行的“迷你裙”、牛仔服、谈生意的酒楼和会所、“卡拉OK”、美剧韩潮、网聊网购、微博微信、社交圈子等等，不断刺激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吸毒、宿娼、赌博、性病流行和伪劣假冒、环境污染等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但是，无论有多少不适和负面效应，都市依然承载着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未来的希望，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渴望已久的“梦想之地”，刺激着他们的欲望和想象，寄寓着他们文化渴望和心理需求。 所以，直到21世纪，陈丹燕还如此定义20世纪初的上海：“一九三一年的上海，是一个血色鲜活的少年，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在接近梦想，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1]实际上，在新一轮都市化大潮中，很多作家都在重温和继续建构这种都市梦，只不过这是一个百感交集的过程，在不同作家笔下，有不同苦辣酸甜的文化体验。 这是一种独特和奇妙的都市化过程和文化建构方式。这不仅表现在它直接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实惠，而且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人民不仅经历了长期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的压抑，而且又饱受了用“农民式”的指导思想来搞城市建设的苦楚，经历过多次“回到农村”的磨难，形成了不顾一切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潮流。 正是在这一中国民族精神历史转变的节骨眼上，都市文学吸引了学术界的眼球，引起了国人的注目，其本身就成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符号和标志，由此都市文学在中国也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崛起机会，因为它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两方面都有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作为文化和精神意识的一种展演方式，无疑也获得了一次新的历史机会，在都市化生活过程中重新塑造自己，并由此来张扬自己的声势和个性。 上海无疑是中国都市文化和文学的一面重要镜像。这不仅取决于上海是中国最早崛起的都市发展历程，以及其所呈现的国际化的文化形态，更在于其所蕴涵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复杂和丰富性，以及所承受和承担的历史冲突和文化担当，由此使上海成为中国都市文化和精神最生动的呈现和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