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12-0087-11 一、中国文学获得世界性的四个条件 从1902年前后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文学界革命和诗界革命以倡导一种新的中国文学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整整经历了百十余年。这段历史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大师名家层出不穷，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偌大的中国文坛因此从来不乏热闹。然而，在这热闹背后也隐隐藏着美中不足之感，不说也知道，这就是中国作家根深蒂固的诺贝尔情结。对于具有雄心壮志的中国作家来说，民族文学必须赢得一个最高的世界级奖项，这个文学的梦才能做得圆满而辉煌。于是当莫言最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从国王手中领取证书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似乎才真正凤凰涅槃，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学真正完成了从走向世界到走进世界的转换。 如果将百年中国文学史作整体回顾，“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倒不失为一个有用的说法，因为这两个概念意图描述的是一个颇为整体的文学景观，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离开这个关系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将缺乏应有的整体性视野。尽管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都是中国读者，但他们内心却希望自己的写作具有普遍世界历史的意义，鲁迅的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也流露出这种创造心态。如果我们借用美国文学理论家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观点，说中国作家都普遍承受着向外域的文学导师学习并摆脱他们影响的压力，是不为过的。而“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恰好勾勒出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模式。 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两个概念时，要特别避免“线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陷阱。也许在一些人心中，中国文学从五四蹒跚学步到莫言这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迅速崛起，见证了中国文学是如何从“走向世界”开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步步地“走进世界”的历程。在这种思路下，“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的论述本身包含了“时间进步论”，但历史并不是以一种假想的线性关系来移动的。恰恰相反，这种美好的理论背后掩盖的是历史进程更加复杂的面貌：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不是两个前后的历史阶段，而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常常是同时发生的，中国文学在开始向西方学习之时，就已经因其卓越的成就而“走进世界”，鲁迅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文学走进世界的经典例子是鲁迅而不是莫言，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伟大的开启者，同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终结者，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已有的最成熟的关系：向世界文学学习而自己变成被别人学习的楷模。 因此，在本文里，“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是被我们用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的方便性术语，而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判断。我们恰恰要反对一种观念，那就是一元的世界观，仿佛一说到世界，指的就是西方，一说到世界文学，指的就是西方各种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经典；顺理成章的错误观点就是，一说到中国文学，想的是如何赶超这些西方大师所确立的写作模式，而所谓“走进世界”的唯一判定标准就是西方是否认可了我们自己的创作。熟悉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的人都知道，在文学界，“走向世界”就意味着走向西方。本文将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多元的世界观，“走向世界”和“走进世界”的世界不仅指西方，而是包含了鲁迅所说的弱小民族，也包含了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包括了毛泽东所定义的第三世界。只有我们把这些丰富的含义都考虑进来，我们对中国文学曾经有的“走向世界”的种种努力才有更准确的把握，因此也能更精确地描述“走进世界”的含义。 因为“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历史客体，所以，每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对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相关的，他们“走向”和“走进”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现代中国不乏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我们无法一一将他们罗列出来，择其主要的名字，也许足够说明我们的观点：鲁迅、丁玲、张爱玲和莫言。这四个人是现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东亚研究系研究的宠儿，但是仔细分析，他们却代表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四种不同方式。莫言的成功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被西方主流社会所认可，这种成功是中国数代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一个作家的名声也自然会因获得这个奖项而被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这个角度上说，莫言的名气要比中国任何一个现代作家都大，甚至比鲁迅还大。 鲁迅一生没有获得任何国际文学奖项，他不朽的声誉是因其作品和人格的伟大而确立。但是，尽管鲁迅的研究者在西方要远远多于莫言，其实质性的影响却并没有超越儒家文化圈：他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圈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中国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原因在于，鲁迅的文学是东亚、东南亚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反抗文学的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他也是这个地区批判性精神的一个确立者。他的这种历史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堀田善卫是深受鲁迅影响的日本著名作家之一，他于1956年10月发表《鲁迅的墓及其他》，表达了他对鲁迅的尊崇。引用他的一句话，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鲁迅的文学不仅代表中国和日本文学，也代表东方文学的整体：“很想什么时候再去看看那墓地，还有那眼睛。鲁迅的眼睛，不仅牵连着日本、中国，还牵连着东方文化文学的整体。”①莫言处于和鲁迅不同的时代，莫言的写作和反抗文学没有关系，他的成功或多或少以东南亚文学整体性消失为代价，在他的作品中，那种鲁迅式的批判精神甚至也难以看到。鲁迅的文学生于抵抗的时代，而且是根植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因此，他的影响也必然随着全世界娱乐性的狂欢文化的到来而边缘化。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提到美国读者是如何接受中国作品的。他说，中国文学在美国受欢迎的是三种类型：“一种是性爱(sex)多一点的，第二种是政治(politics)多一点的，还有一种是侦探小说。而其他一些比较深刻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同时，“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②葛浩文提到的中国作品被接受的模式在西方具有普遍性，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中国一直是西方读者兴趣之所在，西方读者也不一定对真实的中国感兴趣，他们更愿意看被作家“妖魔”化的中国社会各种怪诞的黑暗面。这样一来，鲁迅被日本作家接受的方式就不可能再从莫言身上复制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