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有关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唐宋，而鲜及明清两代。实则在明清两代的文学生态中，科举仍然是对诗歌创作施加重要影响的环境因子。清初卫既齐说：“自制科以经义取士，士皆以全力用之经义，而余力乃及于诗。夫诗未易言也，虽有别才异趣，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今世儒者呫哔为举子业，往往以羔雁所资，生平精锐之气于焉毕竭。及其寻诸诗也，譬犹镞南山之竹，洞胸穿札之余，辞鲁缟而饮石，其难为劲也必矣。”①科举这种导向作用，使明清时期的文学教育笼罩在八股文的阴影中，士人只有科举成功才能丢弃这块敲门砖，从事诗文写作，而此刻其创造力旺盛时期早已过去。这不能不让明清士人对自己的诗文难与古人竞争而深感绝望。事实上，八股文研习对士人文学教养形成乃至创造力发挥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会过分。②而作为科举的另一种导向，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场恢复试诗，同样也对清代诗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近年已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③但多涉及诗歌创作方面，对诗学注意较少。而诗学所受到的影响，或许是更为深远、更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乾隆二十二年功令试诗的影响 清王朝与明朝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朝诸帝在万机余暇，无不雅好文艺。自康熙以迄乾隆，盛世诸帝对文学活动的关注和参与，更是远过于前代任何王朝，其文学趣味也莫不由御制诗文集、钦定总集及序跋乃至诏谕、言谈，对文坛播散举足轻重的影响。即以诗歌而言，经明末程嘉燧、钱谦益始倡，康熙初王士禛再倡，清初诗坛一度曾盛行宋元诗风，引起皇帝和一批庙堂重臣的不满。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宏词试后，康熙帝在保和殿试诸翰林诗，诗有宋调的编修钱中谐被抑置乙卷，④在馆阁引起震动。这一事件促使王士禛等宋诗风的倡导者悄然改辙，回归唐音，从此唐诗风遂成为诗坛不可撼动的主流导向。康熙四十六年，《全唐诗》编竣，皇帝御制序文，谕曰：“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备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⑤诗必宗唐作为正统观念不可动摇地重新确立起来。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欲革科举之弊，“特下取士之诏，颁定前场经义性理，次场易用五言六韵排律一首，刊去判语五道。以五十六年为始，永著为例”。⑥由是一大批教材性质的唐人试帖诗选和唐诗选本应运而生。像叶忱、叶栋《唐诗应试备体》、鲁之裕《唐人试帖细论》、臧岳《应试唐诗类释》、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胡以梅《唐诗贯珠笺》、花豫楼主人《唐五言六韵诗豫》、牟钦元《唐诗五言排律笺注》、卞之锦《唐诗指月》等等，都刊成于康熙五十四年，⑦不会是无意的巧合。朝廷以诗取士不用说会更加强化和推广以唐诗为正宗的观念。沈德潜正是在本年编成了《唐诗宗》(后改名《唐诗别裁集》)，序言提到：“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迄今几三十年，风气骎上，学者知唐为正轨矣。”⑧暗示了康熙后期诗坛在君主趣味的主导下唐诗风彻底压倒宋诗风的现实。降及乾隆朝，热衷艺文的皇帝在听政之余，不仅颁行了《御选唐宋诗醇》，重新划定诗歌的“正轨”，更在乾隆二十二年恢复科举试诗，为诗坛步循“正轨”提供了制度保证。 尽管自康熙以来，两度博学宏词科都以诗赋试士，馆阁也有诗课和考试，⑨对士大夫的诗歌才能一直有特殊要求，但那毕竟是翰林们的事。就像何刚德《春明梦录》所说的：“盖馆阁重试帖，人皆于得翰林后始练习，平时专习八股，于试帖则无暇求工也。”作者的友人陈懋侯以名翰林叠掌文衡，以能诗自喜，而其乡试所赋《月过楼台桂子清》诗，“玉露涓涓冷，金风阵阵轻”一联殊为稚拙，后每逢其高谈阔论，何刚德必诵此联相嘲讽。⑩这虽是晚清的事，以今例昔，清初的情况可以想见。翰林名公犹且如此，一般士子的诗才更不用说。况且，即有一二兼能诗赋的士子，也未必遭考官待见。《儒林外史》第3回写到一个童生交卷，说：“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那学道就变了脸色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11)吴敬梓此书虽是小说，却可作雍、乾之际的文化史读，其中的情节无不可见当时士风世情。小说中这一细节，也足以让我们窥见彼时的科场习气。 虽然学者们已从政治和科举自身的改革多方面对科场加试排律的原因作了探析，(12)但自康熙中期以后，士人作诗水平的普遍下降，仍应是最直接的原因。这也是朝野上下共同觉察的问题，而究其所以，论者又往往归结为举业所妨。叶之荣《应试唐诗类释序》慨言：“自胜国八股之制定，操觚者皆以诗为有妨举业，概置不讲。虽海内之大，不乏好学深思，心知其义，而穷乡僻壤且有不知古风歌行、近体绝句为何物者。风气至此，亦诗运之一厄也!”(13)为功令所抑者，自然要靠功令振之。于是到乾隆间便有了御史袁芳松请于二场经文之外加试排律一首的奏议，并蒙皇帝谕允。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上谕： 前经降旨，乡试第二场止试以经文四篇，而会试则加试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贤书，将备明廷制作之选，声韵对偶，自宜留心研究也。今思表文篇幅稍长，难以责之风檐寸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错落，辄干贴例，未免仍费点检。且时事谢贺，每科所拟不过数题，在淹雅之士，尚多出于夙构，而倩代强记以图侥幸者，更无论矣，究非覈实拔真之道。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14) 乡、会试既改，以下各级考试自不得不随之改易，而且诗作的水平成为录取的重要标准。据素尔讷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14载：“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嗣后岁试减去书艺一篇，用一书一经；科试减去经义一篇，用一书一策。不论春夏秋冬，俱增试律诗一首，酌定五言六韵。”最后特别强调，“如诗不佳者，岁试不准拔取优等，科试不准录送科举”。(15)这等于是将试诗当成了科举的门槛，诗不合格就不能取得乡试资格。面对这一改革，有人欢喜有人愁。少数能诗之士自是欢欣鼓舞，袁枚作《香亭自徐州还白下将归乡试作诗送之》诗，送弟回浙应乡试，有“圣主崇诗教，秋闱六韵加；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风华”之句，(16)欣愉之情如沐春风。而那些素昧吟咏、不知平仄为何物的广大经生，则如闻晴天霹雳，惶悚莫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许多世代以举业自豪的书香家族茫然不知所措，而寒素之士更是进退失据，不知如何应对。一时间科场出现的混乱，透过李元复《常谈丛录》卷5“令初试诗”条的记载还可略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