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简称IS)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并公然于6月29日宣布“建国”。对此，美国一度态度低调，但2014年8月开始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发动持续空袭，9月22日又将打击范围扩大至叙利亚。“伊斯兰国”与美国有何关联？该组织的发展壮大将对美产生何种影响？美空袭“伊斯兰国”效果和前景又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美中东政策导致“伊斯兰国”兴起 当前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固然是中东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更多是大国博弈、尤其是美国翻云覆雨之中东政策所导致的最终结果。 首先，从冷战时期到“9·11事件”前，美国纵容和扶植伊斯兰势力，使“伊斯兰国”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美国外交政策惯于“借力打力”，通过扶植主要对手的对立面，消耗乃至打败对手。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在国际层面是苏联，在地区层面是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因此美国竭力扶植中东的伊斯兰保守势力，借其消解主张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思潮，以及世俗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鼓动沙特国王费萨尔建立一个伊斯兰联盟，以抗衡纳赛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阻遏苏联及马克思主义；支持印尼的“伊斯兰协会”(Sarekat Islam)以反对苏加诺；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Islami)以反对布托。①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与沙特一起，通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向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美国的援助额从1980年的3000万美元增至1986-1989年间年均6亿美元。②美国还向阿富汗圣战者组织运送“毒刺”导弹，并耗资百万美元为阿富汗学童编写充斥着暴力和伊斯兰教尚武精神的课本(如用坦克、导弹和地雷的图片教孩子数数)，塔利班直到2001年还在使用这些教材。七党联盟(Islamic Unity of Mujahedin of Afghanistan)、塔利班(Taliban)等伊斯兰武装以及“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均在这一时期生根发芽。正是在该背景下，约旦人扎卡维1999年在阿富汗创立了“伊斯兰国”的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Group of Monotheism and Jihad)。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后来(2003年2月)在联合国发言时承认，扎卡维被中情局招募参加恐怖主义训练营，并参加阿富汗战争。③简言之，美国为对抗苏联“病急乱投医”，扶植扎卡维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伊斯兰国”走上中东政治舞台播下了祸种。 其次，2001-2011年间，美国在中东武力“反恐”，客观上为“伊斯兰国”提供了更大活动空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伊斯兰极端势力日趋将矛头对准美国：1993年制造美国世贸中心爆炸案，1998年美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同时遭炸弹袭击，2000年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遭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些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均有“基地”组织的背景。2001年“9·11事件”标志着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的威胁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政策重心骤然从纵容和扶植转向全面围剿，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全球反恐”背景下的产物。然而，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对极端恐怖组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元气大伤(特别是早期)，极端势力高级头目纷纷被抓或被杀。扎卡维领导的“统一与圣战组织”也遭到围剿和打击，无法在阿富汗立足。另一方面，美国以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方式应对属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恐怖主义，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导致“越反越恐”，为极端势力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大空间。尤其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战推翻萨达姆政权，导致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政治影响力陡降，其民众大量失业，财产也遭到剥夺，内心极为不满，从而为“伊拉克基地组织”(Iraq Al Qaeda，也是“伊斯兰国”前身)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④正是在伊拉克陷入内乱后，扎卡维2004年在伊打出“伊拉克基地组织”旗号，同年12月又将该组织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并使之成为伊恐怖活动能量最大的极端组织。 再次，2011年以来，美国在中东力行战略收缩和政权更替，为“伊斯兰国”提供了异军突起的新契机。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两大新动向，并刺激中东极端宗教势力更趋壮大。一方面，美国加紧战略收缩，削弱了地区极端势力发展壮大的外部制衡。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的牵累，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使美国无力也无意继续在中东高调反恐。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的中东战略就出现收缩迹象。2009年奥巴马上台，其战略收缩明显加快。美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尤其留下巨大安全空白，为恐怖活动提供了更大活动空间。“伊拉克基地组织”此前在美军和伊安全部队打击下已元气大伤，42位高级领导人中有34人被杀或被擒，扎卡维也在2006年6月被击毙。2011年美国撤军后，该组织重新壮大。对此，美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直言，如果美军没有在2011年全部撤出伊拉克，“伊斯兰国”就不会占领伊拉克中部，马利基政府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就不会加剧。⑤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将当前伊拉克乱局归咎于美国撤军太早、太快。另一方面，美国借2011年中东剧变之机，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策动“政权更替”，使伊斯兰极端势力由打击对象变成利用对象。利比亚内战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等影响大增，“基地”组织分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复燃，并成为该国反政府武装的骨干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伊斯兰极端势力充当廉价炮灰，西方不可能顺利推翻卡扎菲政权。叙利亚陷入内乱后，西方“照方抓药”，在叙纵容和支持极端伊斯兰武装。全球“圣战”分子也纷至沓来。叙利亚吸引了全球80多个国家、7000-11000名外籍“圣战”分子，超过1979-1989年阿富汗反苏战场吸引的外籍武装分子数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是借叙利亚内战恢复元气并发展壮大。⑥该组织人数2011年年初成员不足千人，但2013年4月更名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时已增至上万人。该组织早期只会安放路边炸弹，根本无力与美军或伊军正面相抗，但经过叙内战历练，现已成为训练有素、能够娴熟运用各种轻重武器、实施地面群组协同作战的正规军事力量，并能够攻城略地乃至独立建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中情局和土耳其曾在约旦营地训练该组织成员，沙特和卡塔尔则提供财政支持。因此，一定程度上说，“伊斯兰国”是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制造出来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