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延续至今并渐趋失控的乌克兰危机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已经并将持续产生重要影响。自西方向东方、自大西洋向太平洋、自美至华的全球权力转移进程也受其波折出现新的态势。国家的回归、地缘政治的回归、大国对抗的回归似乎替代了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重新主导了整个国际议程。一个幽灵，“新冷战”的幽灵开始在欧亚大陆再度徘徊。不再被认为处于对美国霸权和西方世界构成系统性挑战的中心力量的俄罗斯，又一次终结了与传统对手的有限合作关系。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等人倾向于认为，乌克兰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俄西方关系的结构。于是，整个国际社会见证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日渐消弭的担忧、警惕、防范、算计和系统性竞争乃至对抗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重返大国关系的现场。相较于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这场危机因其大国博弈的特质更像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呈螺旋式上升态势的制裁与反制裁进程中，俄西方关系变得日益“泛政治化”。当此之际，过往的对话与合作已随风而去，相互抹黑、相互谴责、相互矮化、相互诋毁的话语不绝于耳。问题在于，即便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算起，这种“泛政治化”的国家间关系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与俄西方的交好-疏离周期同步，二者关系中的去政治化-泛政治化特征也格外明显，而其背后的核心影响因子仍是身份认同问题。某种程度上，当下的乌克兰危机折射出的首先是俄罗斯和西方对彼此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歧见和矛盾，双方的适应期远未结束，也就预示着直到互为“他者”的定位被双双接受，欧亚地缘政治板块的安定局面才有可能真正来临。 第一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环 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最大对手的苏联骤然解体后，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即于1991年12月信誓旦旦地作出了建立“新俄罗斯”的郑重承诺，这意味着与“旧”苏联的一切决然告别和建立新的国家认同的热忱号召。 叶利钦设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内和世界图景：就国内发展而言，俄罗斯将完全抛弃守旧的共产主义观念，转而奉行和西方体系完全一体的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原则，从而完成三重转型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救赎，真正融入到西方世界中去。而就世界格局而言，一个俄美共治的新两极世界将替代美苏对抗的旧两极世界，超级大国间的全面对抗将被全方位合作取代，以零和博弈、大国均势以及势力范围为基本特征的旧地缘政治将被强调相互依赖、协作共管的新地缘经济代替，阵营政治、集团政治将被共同体政治嬗递，分裂的世界将被全球化的、没有分界线的世界替代。 显然，在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双重进程中，俄罗斯精英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叶利钦等人天真地以为，俄罗斯与西方世界隔绝彼此的铁幕和藩篱已被拆除，横亘于过往时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疆界已被高度稀释甚至不复存在，俄罗斯从此深深嵌入到发达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议程之中，成为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由此，在一个实质上超级大国共管的体系中，俄美两圈将作为平等的伙伴而合作，并能获得英法德日等其他西方主要力量中心的全力支持。而俄罗斯国内的转型也必将因“新俄罗斯”的自我定位尽获西方扶持。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处理对西方关系时第一次主动地“去政治化”，尽管其实质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向西方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之初对奉行“去政治化”的亲西方外交和内部推行“制度移植”式的全方位转型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和他的整个执政团队都认为，要将俄罗斯从危机引向“文明之路”，必须要有决定性的“改革突破”，而且要行动神速，才能防止共产党及社会主义的复辟。走西方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和实践道路于是成了唯一选项。显然，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急于融入西方世界，对美国和俄美关系、对西方和俄西方关系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崇拜、羡慕、模仿的心态居于主导地位。 问题在于，俄罗斯既是西方的一部分，但又与其截然不同。固然，“新俄罗斯”从独立之日起就表达了对于民主、市场、法治等普世价值的追随态度，但基于庞大的空间幅员、久远的帝国传统、独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识、持久的“核心”角色，俄罗斯都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特殊性”。一旦美国为首的西方不能就其大国意识作出俄罗斯期待的回应，双方的交恶也就难以避免了。 此时的西方对于苏联的一朝自我崩溃同样没有预期，不仅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坠地之际没有心理准备，甚至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在怀疑会否是苏共高层精英故意设定的一个陷阱。而在最终确认昔日对手已经不攻自破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这个自我宣布为民主国家一员的曾经对手开始了新的限制。据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在2006年左右的回忆，当时他也曾四处奔走，呼吁美国政府及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俄提供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援助使其渡过这一难关，帮助他们完成从一个旧共产主义、行政指令的系统向一个切实的民主、文明与协作模式的转变，但切尼等人显然不愿意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重新崛起，因而对至关重要的债务重组乃至免除债务问题不肯松口，最终也成为俄式“休克疗法”失败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