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俄罗斯对国际战略环境和自身处境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乌克兰危机爆发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冷战后建立起来的对话关系被军事对峙和外交攻击所替代。普京的外交焦点集中在“反孤立”和“反制裁”,通过加强亚太国家的合作来平衡来自西方的压力。西部安全环境的恶化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俄罗斯外交重心,打断了俄罗斯试图重回国际政治舞台前沿的步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已经走出转型政治经济危机。特别是在普京的第三任期,俄罗斯更加积极广泛参与国际安全、经济和政治事务,并努力恢复原苏联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然而,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困境和经济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5轮的制裁,“精确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俄罗斯一向引以为傲的能源、军工、金融等领域,虽然不至于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对其未来发展带来的困难和伤害却不容低估。尽管俄罗斯以强硬的方式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硬实力”并夺取了克里米亚,但其国际形象被西方“妖魔化”。俄罗斯被踢出“八国集团”,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停止运作,俄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谈判无限期冻结,俄多年来融入西方轨道的努力付诸东流。 西方眼中的“他者” 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嫌隙,有历史的前怨,也有冷战时代的后仇,关键是西方精英社会在骨子里从来都把俄罗斯人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曾为里根当过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苏联和东欧专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自己的《俄国革命的三个为什么》著作里就表达过:“从欧洲史的视角来看俄国的历史,俄国的国家权威,不是民间自下而上涌现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俄国的平民只是国家威权的从属物,从这个角度,俄国这个国家,气质上是东方的。” 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完全消失,大量的足以消灭地球许多次的核武器,复杂的地区和民族矛盾让西方国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防范俄罗斯再次重启帝国梦想。西方一方面积极在政治上推销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力图在政治上防止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复活,在经济上扶植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西方试图在军事上小心地推动俄罗斯的核裁军计划,在地缘政治上弱化和瓦解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通过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西方阵营不仅整合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空间,还将战略触手慢慢伸向原苏联空间。可以说,西方世界一直没有放弃改造俄罗斯,试图将俄罗斯约束在一个更狭窄的地缘政治空间内。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仅并未准备接纳俄罗斯,甚至不愿承认俄罗斯的地区大国地位。 在西方精英的眼里,俄罗斯依然是西方文明世界中的“异类”,仍然将其视为政治、文化和安全上的威胁。当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更迭政权的方式打破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平衡时,普京逐渐失去了耐心,俄罗斯选择用“硬实力”来回击外部挑战。俄罗斯本能的反击和冲动,实际上更强化了西方社会的不安全感和排斥心理。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政府选择以军事方式解决南奥塞梯问题,此举遭到俄罗斯的军事回击。俄格战争直接导致美俄关系重启失败,欧盟启动了整合原苏联国家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排斥俄罗斯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实际上就是瓦解独联体组织的经济一体化计划,旨在强化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扩大欧洲经济一体化空间。同样是在2014年,当乌克兰国内遭遇欧洲一体化危机,欧盟和美国积极介入调停的后果是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崩溃。自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俄罗斯政治转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西方社会看来,普京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内涵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反对照搬西方,主张政体必须适应本国国情,强调中央垂直管理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普京强调继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引导全民回归以爱国主义、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反对西方式自由主义观念侵蚀。特别是普京在外交上坚持国家主权至上,反对西方以维护人权的借口于涉别国内政,努力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试图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一极。普京对俄罗斯未来的设计显然是与以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西方社会价值观分歧更加明显,于是双方借乌克兰危机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博弈在所难免。 俄自我身份认同难抉择 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其客观性,同时还依赖于俄罗斯对自我身份的主观认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突然崩塌,这对于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怀有救世主义思想的俄罗斯民族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俄罗斯社会在短短二十余年间经历了一个从否定自身价值、全盘西方化到肯定自我、重新审视西方、强调俄罗斯特色的复杂进程。俄罗斯社会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钟摆在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欧洲大西洋国家还是欧亚国家之间的不断探索,进行了艰难的抉择。 普京对外政策的调整轨迹反映了俄罗斯重新认识自我的心路历程。在俄罗斯的大国梦中,救世主义的“弥赛亚思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审视俄罗斯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以东正教信仰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是左右俄罗斯民族行为的内在的基本准则,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深受东正教的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东正教文化中的救世主思想成为俄罗斯大国意识的文化基础,一旦有机会就可能迸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