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国防学”的二次政策跃进评析

       “安倍经济学”与“安倍国防学”是安倍推动日本再次复兴、成为全面大国的基本政策设计和驱动两轮。并且，比起效果欠佳的经济学，其国防学的实现度和成绩单，至少在表面看来要“风光”得多。

      

       安倍自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以来，在执政的第一年推动实现了安倍国防学的第一次跃进，一次跃进的三大举措计有：(1)出台了安保政策三支箭，即三份新安全防卫政策文件——二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3)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这三大举措，尤其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NSC、“保密法”，一直是日本保守派精英多年来追求的夙愿和目标，在战略与政策(国家安全保障的整体战略、整军经武的政策纲领)、体制(指挥及统筹协调机构)以及相关配套法制上为整体提升日本安全防卫能力打下了基础。在此之上，进入2014年后，安倍力图推进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第二次跃进，即一举转变被原则上禁止的武器出口方针、解禁集体自卫权、完成《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①。前一项是涉及日本国防产业及军售的基本政策，后两项则事关日本在国际上军事安全角色、日美同盟强化以及自卫队与美军作战一体化等问题。目前看来，安倍国防学的第二次跃进，其“成效”将丝毫不亚于第一次，盖因武器出口三原则和集体自卫权问题被认为是事关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原则，安倍如此而为已使“国本”受到动摇。而所有这些，都与日本的国防“正常化”与军事大国化相关联，并对中国国家安全及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武器出口“新三原则”评估

       2014年4月1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②，以代替旧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新三原则主要对“禁止转移”、“可以转移”等情况做了重新规定，将日本原则上禁止出口武器大幅放宽为有条件出口。对于安倍内阁改变历届政府沿用了近半个世纪的一项基本国策，众多日本国内及国际媒体指出，此举代表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改变，意味着安倍政权又在朝向国防“正常化”及军事大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了实现“正常”军事大国目标、恢复缺失的国家安全防卫机制和功能，多年来，日本保守势力视二战后形成的安全政策上的自我设限为绊脚石和紧箍咒，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设限，除了“和平宪法”、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文官统军、“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等之外，武器出口三原则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日本谋求放宽及解禁武器出口，非自今日始。自1967年旧“三原则”诞生(到了1976年实际成了全面禁止出口的“四原则”)，从战斗机研发技术、导弹防御合作到船艇出口，用内阁官房长官发表声明、作为特例处理等的临时性办法，日本已总共办理了21件“非典型”相关业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国际格局加速变化、“中盛日衰”局面，日本更是加快了调整武器出口政策的步伐。2010年版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已婉转提出要重新审视该政策；2011年12月野田内阁以“人道目的”和“和平贡献”为由，部分放，宽相关规定；2013年底出台的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则正面提出要修改武器出口原则。急于推动废止三原则的日本各方势力认为，日本如能正常出口武器、对外开展联合研制，将对保持本国国防工业水准及独立性、刺激景气并拉动经济增长、加强日美同盟及友好国家关系、增持制衡及威慑中国的硬件工具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解禁武器出口带来的总体影响

       此次，安倍内阁为减少国内外对其安全政策变动的质疑及批评，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包括在出台新三原则的同日公布《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用指针》③——以示要在过程中严格管理手续、事后公布出口数据等，在新三原则的第一条首先给出“禁止转移”范围，事先大力宣传和平目的等等。不过，这些措施还是无法打消人们对以下几方面的关切及担忧。

       首先是武器出口带来的影响。日本规定“禁止转移”的三类国家——违反某些国际条约国家、违反安理会决议国家及争端当事国，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中，只是很少部分。也就是说，日本以“国际和平”及“日本安全”这种非常主观的界定标准为依据，理论上已可以向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转移武器，包括可趁“争端间歇期”之机向以色列等国出口武器。说白了就是，现在日本政府如果主观上想要向任何国家出口武器，都可以找到变通的说辞及办法。此前，安倍政权高调打出“积极和平主义”口号，意欲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售武正是其重要工具和敲门砖。近期，安倍内阁又决定时隔11年后再次修改“政府发展援助(ODA)”大纲(预定2014年底前完成)，将ODA直接用于防卫装备品的出口。凡此种种，将来会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多大变数，需要密切关注。

       其次是日本推动武器国际联合研制带来的影响。日本在常规武器研制的众多领域本就不弱，如果再与科技及军工能力发达的美欧等“第一集团”实现强强联手，其产出成果将对周边邻国的安全保障及装备实力形成很大压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即便日本有着如此领先优势，仍竭力阻扰欧洲及其他国家的对华军售及相关防务合作，以维持对中国的局部军事技术优势及装备代差，尽显“只许州官放火”的心态。当前，日本与其紧邻的中俄韩朝关系普遍交恶。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此举不免破坏地区军力平衡和安全秩序，直接迫使周边国家增加防务投入，造成彼此军备竞赛、相互戒备的恶性循环和安全困境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