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4)04-0089-12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政府和高校所关注的热点，尤其在政府层面，大学生就业难逐渐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引起政府的警惕。为此，在采取一系列诸如设立就业工程项目，强化就业信息、咨询和指导服务，把就业率等指标纳入高校办学水平评价体系等措施之后，旨在提高大学毕业生可雇佣性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再次成为一个为政府所青睐的宏观政策议题。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两个议题关联起来的逻辑或者背后的预设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由或者至少说是主因，在于高校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不协调；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强化高校办学方向的合理定位，通过开展专业结构调整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适应外部社会市场需求；类型结构调整以质量评价为控制手段，而在此所谓的质量又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就业”内涵，即就业率高低以及就业水平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 本文尝试在铺陈有关背景的基础上，围绕两个关键问题展开分析：第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水平间究竟存在什么关联？第二，高校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协调状态？理清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对以类型结构调整来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有更为清醒与理智的判断，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才有可能避免陷入误区。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的背景 严格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使对拥有高学历的人而言，失业现象的存在也属于一种常态。所谓不正常，主要表现为失业率超过了所能容忍的极限。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很少会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国际上，该问题的凸显始于1970年代，柯姆(Barbara M.Kehm)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认为，1973年发生的引起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济衰退的石油危机，首次让就业问题浮出水面，也让高校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然而，这其实仅仅是一个引子和开端，让政府和高校真真切切感受到就业问题严重性的时间点出现在1980年代早期。[1]自此之后压力持续增加，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各国高等教育领域，可雇佣性概念(employability)的流行便是高校对这种持续压力的一种反应。 即使在经济危机稍稍缓解之后，就业压力依旧存在甚至更为紧张。显然，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来自经济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而且直接的因素可能源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变革，其中最为显明的一个变化是高等教育规模的全面扩张。自1960年代起，欧洲各国普遍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在传统大学招生规模迅速膨胀之后，各国还纷纷创立了一些新的机构，如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技术教育机构(IUTs)、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荷兰的高等职业学校(HBO)、芬兰的应用科学大学(AMKs)、挪威的州立学院等等。相对于传统大学，这些新设机构至少在创立之初具有明显的职业与应用技术导向，且扩张极为迅疾。在经过20年左右的扩张之后，随着大量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也就日趋紧张。2000年，《欧洲教育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曾组织专栏文章，对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与就业问题展开专题研究。研究表明，尽管问题严重程度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或就业质量降低几乎成为普遍性的难题，而且严重程度逐年增加。如在法国，到1998年，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毕业生失业率达到了15.5%。[2]在挪威，就业率从1987年的88%降低到1995年的77%。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经济衰退两股力量交织于一起，导致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也迫使政府以及过去少有就业之虞的高校在为毕业生获得工作机会中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3] 正是出于这一情势，泰希勒等人认为，早在1970年代，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就业紧张让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人力需求理论和自由选择理论的传统高等教育发展观备受质疑，过度教育、资质过度和不匹配说一度喧嚣尘上。[4]各国的就业统计数字又表明，相对而言，拥有高等教育学历人群的就业优势远在其他人群之上。故而，到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在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之后，一种较为温和且带有建设性的主流观点逐渐为人们所认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性。在此前提下，解决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根据毕业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强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多样性；第二，扩张过程要特别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与毕业生能力议题；第三，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供给需降低重心，指向中等水平的工作岗位。[5] 然而，依旧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根本性问题是：所谓的多样性究竟是源自高校内部知识分化、学术实力和水平差异以及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自我理解，还是来自外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产业部门的岗位要求？如何理解培养质量和毕业生能力，它是以就业率还是以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素养以及各种内隐能力和品质为依据？高等教育人力资源供给重心的下移，其实仅仅是扩大了毕业生的传统职业选择范围，但雇佣者究竟有什么需求却不得而知。上述三个问题其实都关联到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即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可以由用人部门来界定？正是基于这一核心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各种围绕“可雇佣性”的毕业生以及雇主调查也风生水起。 二、可雇佣性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关于可雇佣性，比较概括的说法是指“个体找到工作、维持工作并在需要时获得新工作的技巧与能力”[6]。就本质而言，可雇佣性反映的是雇佣者对受雇对象品质和能力的诉求或期求。1990年代以来，西方高等教育领域利用雇主或毕业生调查方式，对可雇佣性做了大量经验研究，并提出了种种可雇佣性框架。然而，雇主的诉求是否就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甚至高校人才培养规格设置的可靠依据？从大量相关的经验研究结果中似乎很难找到一致性的结论。1997年，英国的迪尔英报告(Dearing Report)通过调查表明，雇主最需要的是特别是技术性的专门知识。[7]2000年瑞士联邦大学的调查则认为，毕业生特别需要具备的是个人品质、人际关系、宽泛的知识与视野、解决问题等通用性能力。[8]2001年，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跨国调查结果表明，在英国、欧洲以及日本的雇主回应中，排在前十位的都是如抗压能力、团队协作、口头表达等通用性能力，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与理论没有进入前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