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章编号]1003-8418(2014)06-002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14.06.005 十多年来，“现代大学制度”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热议的一个论题，学者们就此已经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今，“现代大学制度”已经被写入权威的政策文件之中，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改革的实际情况，再作粗浅的探讨。 一、何谓“现代大学制度”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解，并非没有歧义。“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领域探讨“现代企业制度”的热潮中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中来的。学界当时对这个命题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例如，“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基础在大学”，“关键在政府”，“根本在法治”[1]。这样的理解，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把握住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也引领着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然而，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角度的多样，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解释也变得复杂起来，有仿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解说的，有从“准公共产品”的角度论述的，也有论证德国洪堡的大学改革是“现代大学制度”源头的，还有从伯顿·克拉克那里寻找“现代大学制度”概念原义的。特别是在“现代大学制度”一词加上了“中国特色”的前缀之后，各种解说更是异彩纷呈，甚至莫衷一是了。 从官方的政策文本来看，对“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解角度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004年教育部颁布《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现代学校制度”的概念。从前后文分析，这份《行动计划》主要是从“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角度提出这一概念的[2]，虽然也在其他条文中提到“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教育行政审批制度”问题，但因囿于“校内管理体制”，因此，这份文件并未能完全从实质上来把握“现代学校制度”的问题。2007年教育部颁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了“现代大学制度”一词。从其内容看，这份文件主要从“明确和落实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律地位，完善学校法人制度”的层面提出“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问题[3]，虽然在提法上比《行动计划》有所进步，但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质似乎仍有若即若离之憾。直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官方文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才比较准确地触及问题的实质。《规划纲要》要求，“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同时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并且明确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4]。《规划纲要》对于“现代学校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内涵的阐释，是比较全面的，它揭示了现代大学制度“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这四个要素，触及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一实质，尤其是它捅到了“行政化倾向”、“行政化管理模式”这一要害。这样的提法前所未有，比以往笼统的“转变政府职能”一说，要直接得多，明确得多。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中国化的命题，也是一个实践的命题，它是国人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承载着国人对“好的”大学制度的憧憬和企盼而提出来的。我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不能脱离我国特定的高等教育体制背景，不能脱离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现实语境。“现代大学制度”一词，可以说是“中国创造”、“中国特指”，极具中国特色。在国外的语境中，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种理论著作里，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与此完全对应的词语；国外学者在使用相近的概念时，基本上都不是特指而是泛指的。 虽然这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但是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事实本体，我们却不能不放到一般的意义上、放到世界的范围内来认识，否则难免坐井观天，甚至于文过饰非，对于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宏伟目标极为不利。只要我们真心诚意地想要改革“行政化倾向”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就必须针对我国的现实问题而放眼世界来考察和认识它，尽管这样的考察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些不虞之意。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其实不完全是“现代”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它是在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一些基本要素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作为现代大学始祖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也必须“依法办学”，它要取得教会、王室或世俗政权颁发的“特许状”之后才能开办；而一旦获得“特许状”之后，它的办学基本是自主的，它享有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种种特权和自治权；它的管理也有不少民主的成分，“学生同乡会”或“教授会”之类的团体在大学管理中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它也有某种意义的社会监督，只不过那些监督不一定都起正面作用，有时甚至还会演变成与大学的矛盾和冲突。历史地看，中世纪大学已经奠定了现代大学的诸多制度基础，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发展、演变，这些基础几乎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所以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时间节点，就认定从何时开始在哪一国家建立了我们所说的这种“现代大学制度”。 其次，从世界的范围看，“现代大学制度”不仅仅是某一国的，更多的是“国际”的、“世界”的。各国的大学制度，虽然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分，高下之分；国人在谈论这个话题时，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以某个国家作为参照系，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自诩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代表或者样板。在我们常常作为参照系的那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它们那些很“现代的”要素，好的要素，但也不时会发现它们某些方面的一些不太“现代的”要素，不太好的要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都不可能地地道道全是“现代”的，更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会有一些不够“现代”的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因此，我们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实可以看做是将各国大学制度中那些比较“现代”的要素、好的要素抽取出来之后的一个观念上的综合，一种理想的状态。既然是将各国大学制度中比较“现代”的要素抽取出来综合而成，因此这些“现代”的要素，在各个国家大学制度本质上都是共同的，是有“国际惯例”的，只不过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而已。这些共同的要素，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在国外的语境中，不外乎“中立”、“自治”、“分权”、“民主”、“制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