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12-0074-13 随着1949年翻天覆地的政治鼎革，马克思主义史学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中国近现代史受到空前重视，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中占据相当显赫的地位①。1950年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② 1949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地位之跃升，固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因现实政治需要的驱动，充分凸显近现代史的认知和研究对于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极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十七年(1949—1966)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多有批评，甚至将之视为完全政治化的产物。但实际上，十七年间近现代史学科自草创至繁荣发展，呈现与民国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其成就不容一笔抹杀。 对于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理论构建方面的成就，已有学者予以阐发③。而近现代史领域对社会历史调查方法的倡导和实践，既有的史学史研究却甚少论及④。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实地调查受到近现代史研究者的青睐，被视为“对于完全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具有决定的作用”的科学方法⑤。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实绩。 从十七年间近现代史调查的理念、构想来看，与今天学界盛行的社会史田野调查多有相似之处⑥。其具体实践虽不无局限，但参与者不畏艰难潜心投入，仍有值得总结、取法之处。当今田野调查的理论方法均取白海外，而前辈学人投身实地历史调查的种种努力却湮没无闻⑦。学术发展需温故知新，无视本土的学术传统资源，一味眼光向外未必可取。本文欲聚焦于十七年间近现代历史调查，寻绎其理论渊源，梳理其实际情形，总结其利弊得失，力图展现十七年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具特色的一个面相，以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为今天的史学发展提供借鉴。 与民国时期相比，1949年后的近现代史研究在研究重心与史料眼光上均发生了显著转换。 罗家伦为中国近代史的拓荒者之一，他在1931年发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正式揭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原则和方法⑧。在他的倡导下，当时主流学术界以中外关系为近代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且形成极重视档案的学术规范。蒋廷黻指出：“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⑨陈恭禄亦强调，治近代史应“首先搜集原料”⑩。他们所谓“原料”主要指原始档案。蔡元培更明确宣示：“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11)顾颉刚强调清代档案是“直接史料的大本营”。在这种史料眼光之下，清代档案于30年代受到近现代史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各档案保管处，现在都忙于传抄出版和利用，凡是研究近代史各种问题的人，都想从档案下手”(12)。对档案的重视也决定了近代史论著的评价标准，如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因未用档案材料，被萧一山批评日：“他的著作虽能一时独擅史林，尚难称之为外交史的真正著作。”(13) 总体说来，民国时期的近现代史研究重视档案史料，罗家伦、蒋廷黻、傅斯年等人尤偏重官方的政治和外交史料，体现了精英史学的眼光。民国主流学界忽视下层民众，对于近代史事的调查多未措意。因此，有研究者对此曾批评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不重视学术研究，不从事有组织的历史调查，造成了历史研究方面的无可补救的损失。”(14) 自晚清以降，倡写“民史”的呼声始终不绝。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最为关键的观念变革。但这种提倡多出于政治目的，提倡者“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15)。因而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实质发展，历史研究仍以上层为主要对象。真正从实践层面扭转精英史学格局者，当属唯物史观史学(16)。1949年后，唯物史观将“劳动人民”视为“历史的主人”之观念得到普及和强化，历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与价值取向也因之乾坤颠倒。翦伯赞明确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17)至于近百年史，“首先要研究近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作近百年历史的主体”(18)。自1954年至1957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界通过分期问题讨论，形成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近代史诠释体系。这一学科体系将关注重心引向下层民众及其反抗运动，有别于民国时期以中外关系为主体内容的近代史学科模式。 十七年间，历史研究重心发生“眼光向下”的转移，研究者看待史料的眼光也相应发生转换。陈恭禄于1957年受时风影响，提出“当认识史实的阶级性”(19)，但仍被批判为“只推崇封建朝廷的公文档案，轻视人民革命的史料；只推崇反动官僚的文集、日记、年谱等等，而忽视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史诗纪实”，“充分暴露了作者的资产阶级反动史观”(20)。 但是，要获得“人民革命的史料”却并非易事。因以往的史学以精英为取向，下层民众基本居于失语状态，留下的史料相当有限，写“民史”难免成为无米之炊。欲破解此一难题，还须另辟蹊径。十七年间的近现代史研究在如何获取史料上形成了与民国时期有异的理念与取径，即由图书馆、档案馆翻阅档案文献转为强调实地历史调查。所谓“历史调查”即“历史工作者深入到历史事件发生以及历史人物活动的现场进行调查采访，挖掘、搜集各种丰富的历史资料，提供历史研究之用”(21)。大略而言，十七年间的历史调查主要包括口述访谈、民间资料搜集、史迹考察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