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文化宫①地处昆明市中心地带，两条主干道，北京路和东风路在此交会。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当时独一无二的高度与规模，使工人文化宫从诞生伊始就成了昆明的地标性建筑。这里不仅是市民娱乐、休闲、学习的场所，而且是地州云南人来昆明必然的“朝圣”之地。笔者幼年时也曾多次随父母来昆明，工人文化宫以及其广场前大圆盘一样的喷泉成为笔者对昆明最不可磨灭的记忆。 但工人文化宫所独具的这种重要性，恰恰也为它多舛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历年来昆明市的改造、扩建，北京路、东风路这两条主干道都首当其冲。对这两条路的改建虽未必直接伤及工人文化宫，但周边的环境早已沧海桑田。2007年底，昆明市政府着手筹划要在工人文化宫所在地的东风广场建设城市中央公园和CBD，这就宣告了这一代工人文化宫终于要走向终结。2011年12月15日，和工人文化宫隔东风路遥望的市政府大楼率先被爆破；2013年9月7日，爆破的对象变成了工人文化宫。可以说，在这样“过渡、短暂和偶然”的大环境里，工人文化宫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 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探讨空间变更这个表象背后隐藏着的机制。晚近关于记忆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建筑或客体，实际上都是人类记忆的载体，人类社会的建构、文明的传承都有赖于这些载体和它们所承载的记忆。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一方面，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记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些载体却面临着被大规模拆除的厄运。人类社会也由此面临着从记忆到遗忘这样的重大转向。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转向？本文认为，这既意味着现代性在其蓬勃发展中不断遭遇其自身蕴含的悖论，也意味着社会的建构原则发生了变化。 一、工人文化宫的悖论 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人文化宫的命运呈现一个奇特的悖论。一方面，正如《人民日报》提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缺钱缺文化”使生存成为全国工人文化宫普遍须要面对的难题，②昆明为这个难题给出了“拆除”这个答案；另一方面，在得知工人文化宫即将和昆明说再见之后，市民们的愁思纷至沓来，他们纷纷倾诉“自己与这幢老楼的浓厚情谊”，内容涉及电影、溜冰、画展、围棋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热情的消息获知者号召市民去祭奠即将逝去的大楼。③ 围绕着工人文化宫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行为：前一种行为指向短暂，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生存的困难，进而导致拆除，都足以说明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社会的演变迫切地需要以新代旧；后一种行为则指向短暂的对立面，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建造—拆迁—建造”的轮回中，人们总是试图为生之艰难找到永恒。 这不是一个特例。无论是这栋已经被拆除的大楼，还是正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中纠结的它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同伴们，都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现代性在其蓬勃发展中遭遇的自身的悖论，也就是短暂和永恒并置、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共存的悖论。波德莱尔的名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④正是对此的最佳写照。波德莱尔的话深刻揭示现代社会偶然、短暂的精神特质，并具体地体现为对新的追求。但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在于……从过渡中抽出永恒”。⑤尽管现代性通过偶然、短暂不断提升人类社会的更新速度，并凭借提升的速度否定了永恒的意义，但隐藏于短暂、过渡背后的，是人类对永恒的向往。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来解读工人文化宫悲剧命运的成因。从表层来看，这是因为随着北辰财富中心、金鹰、金格中心等兴起，人们的消费、休闲有了更多的选择，昆明形成了“无处非中”的格局。在更深的层面上，北京路、东风路不仅象征着繁华，而且象征着繁华是经由速度的提升而获得的。正如鲍曼指出的：“当空间被控制着，空间才真正是被占有着，而且对空间的控制，首先即意味着对时间的驾驭。”⑥换言之，正如周宪以“速度政治”所揭示的那样，现代社会里形成了无处、无时不在的对速度的体验、褒扬和崇拜，速度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时间现象，而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观念”，速度是支配我们日常行为的价值判断。⑦笔者以为，速度政治进一步催生了“地理/空间政治”，如果说空间具有某种价值分类的标准，且这种标准是复杂的，那在速度政治的推动下，在速度、空间的合谋下，这种分类标准就逐渐单一化，形成了简单的新/旧的二元划分，粗暴地把新置于旧之上，又通过新排斥了旧。具体而言，新就意味着重要、先进，也就唯有那些象征着最新的事物才有权利占据最核心的位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工人文化宫为何必然会被放逐。事实上，在昆明本地媒体甚至大多数市民心中，它是“一群退休的老年人跳跳舞、下下棋、打打牌的地方”，⑧换言之，它象征着过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就必须被剥夺占据核心位置的权利。 但不同于一般的建筑，这座因名称中有“工人”两字而显得与周围繁华喧闹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建筑在很长时间内，在昆明市的集体、个人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简单地说，它为市民活动提供了场所，同时它自身也是市民活动的目的。从《云南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窥见工人文化宫为何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从建筑样式上来说，1985年建成的工人文化宫一举夺得当时“全国大中城市中最高、最宏伟的工人文化宫”的桂冠，其高度、外形、色彩等诸多方面都为国内罕见。建筑内装的三部电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坐电梯甚至成为当时昆明最时髦的事。1990年代，工人文化宫更广泛地渗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承担各种培训工作外，市民还在这里游戏、跳舞、对歌、看电影、恋爱。⑨在“思想不集中，想着文化宫”这样略带戏谑的说法里，完全可以看到工人文化宫具有的中心地位，它无处不在，在市民生活中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同时也表征着昆明人对这座城市的认同。如果把眼光投向更广的云南省，工人文化宫甚至还是当时云南人心目中大城市的象征。一位从文山来的马先生在回忆时提道，16岁那年在工人文化宫楼顶领略到的昆明夜景让他真正找到了大城市的感觉，工人文化宫的高大、昆明城的美丽从此在他心中定格。此后他周游世界，登临上海东方明珠塔，日本东京市政厅大楼、法国巴黎凯旋门，虽有种种领悟，却都敌不过当年在工人文化宫顶层的心潮澎湃。⑩毫无疑问，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能提升昆明市民的自豪感，进而更凸显了工人文化宫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