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妇女的记忆、经验与文化并未在博物馆中得到客观性表征(representation)，什么可以被记忆以及如何被记忆均受制于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一直以来，博物馆记录的都是“他的”故事——历史(history)，展示的都是“他的”文化。在菲勒斯文化语境下，男性是全人类的代言人，因此，博物馆的“性别”并未得到充分关注。20世纪80年代，国外性别研究专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人类遗产，社会性别逐渐成为博物馆研究的有效范畴，国际妇女博物馆(IMOW)的筹建提上日程。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以李小江教授为代表的志愿者开始筹备第一家妇女主题博物馆。至此妇女和文化遗产的关系在博物馆这一空间中得到重新审视，对三寸金莲的重新阐释因此成为可能。在一般博物馆中，三寸金莲往往被视为具有民俗文化价值的物品，与具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艺术价值的物品相比，是可忽略的历史碎片。事实上，三寸金莲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仅表征了妇女的记忆、经验与文化，而且表征了一种性别对另一性别的规范、禁锢和压迫。 一、禁忌：被遮蔽的三寸金莲 作为一种民间风俗和审美标准，三寸金莲曾经是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汉族地区盛行数百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20世纪初，大坂、圣路易博览会将妇女缠足列为野蛮之俗，反缠足运动缓缓拉开序幕，三寸金莲逐渐成为野蛮、落后、国耻的体现①。显然，西方对东方的“凝视”加速了有关三寸金莲的传统观念的瓦解。“当缠足这一文化实践穷尽了现有文化符号与价值戏码能够赋予它的正当性时，其终结过程便已开始，即使还是有无数妇女每天紧紧缠裹她们的双脚，也是一样”②。从以三寸金莲为荣到以三寸金莲为耻，这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转折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意味深长。从天足到缠足再到放足，妇女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和心理历程，几乎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在前现代社会，对中国妇女来说，三寸金莲不仅是美的标志，而且是美德的象征，与其婚姻的好坏息息相关。三寸金莲一般被认为起源于五代时期(公元10世纪)，但目前尚未发现实物证据，迄今为止最早的实物三寸金莲是宋代(公元960-1279)的罗鞋③。早在宋代，缠足的起源就已经渺不可考，“封存在不可共量的过去”④。最早提到缠足一词的是宋代学者张邦基：“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⑤明清时期，杨慎、胡应麟、赵冀等学者虽然对三寸金莲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考证，但均未得出可靠结论。直到20世纪三寸金莲的起源问题仍悬而未决⑥。史学家们所代表的官方书写对三寸金莲的态度更值得推敲，在19世纪之前，“有关缠足的题材在正史、方志和儒家女教等官方书写里，仍是一项禁忌”⑦。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论及妇女的从属地位时也曾提到：“中国人普遍都避开缠足的话题，以致相关的现代著述极少。”⑧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三寸金莲的起源缘何被遮蔽？被遮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三寸金莲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禁忌的？ 虽然三寸金莲在官方书写中是禁忌主题，但文人们从不掩饰其对三寸金莲的赞美，如苏东坡在《菩萨蛮·咏足》对三寸金莲“纤妙”之美的歌咏：“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⑨表层而言，这首词纯粹是对女性美的欣赏与赞美，但在道德宰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被视为颓废，更重要的是在三寸金莲背后却隐藏着一组权力关系：男/女；观看/被观看。在晚清妇女问题小说《黄绣球》、当代乡土小说《三寸金莲》中，也同样隐含着这种权力关系。在权力话语中，三寸金莲是性别差异的集中体现，是“蕴藉着富有、闲适、美丽、娇弱、肉感、依赖性和身份等各种意味的人身记号”⑩。男性对三寸金莲的想象充满了情欲化色彩，无不“撩拔人们对隐蔽的身体的想像”(11)，全然无视妇女缠足期间的身体经验和心理状况。借助三寸金莲，妇女被雕刻成失去主体性的空洞能指。“男人‘不理解女人’，他不能够把自己‘放在女人的位置上’而不失去他的男子气概，所以女人必须是大他者”(12)。在处于主体位置的男性看来，三寸金莲在“女人的位置”上，是被观看的他者。在三寸金莲问题上，官方书写的禁忌与文人骚客的赞美，两者看似相悖，究其实质都是对妇女作为真实存在的遮蔽。 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中，妇女是沉默的他者，真实的妇女是不存在的，三寸金莲也作为禁忌被遮蔽了。对妇女而言，三寸金莲同样是一种禁忌，不仅铭刻在妇女的身体意识里，而且召唤着“永远遗留创伤的人生关口”(13)。当文人们津津乐道时，妇女选择了集体沉默。“缠足这件事的周围环绕着强大的禁忌，以致几乎没有哪位女作者会在文章里提到它”(14)。在世界各地，妇女受到普遍性压迫，如非洲妇女的割礼、阿拉伯妇女的面纱，均在刻意强化性别差异。三寸金莲与割礼、面纱一样，均为一种性别屈从于另一性别的标志，亦为菲勒斯文化所颂扬的理想女性品质——“柔顺”——的标志。在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看来，妇女之所以选择永远沉默，是因为“通过裹足，她们成为父权秩序和其他家庭压迫形式的奴隶”(15)。一言以蔽之，三寸金莲是妇女奴化的实物证据，是危险、不祥之物。 在菲勒斯文化中，三寸金莲不仅是理想女性特质的表征，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甚至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满清入关后，三寸金莲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意义，成为汉族身份认同与文化立场的体现。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汉人，颁布了剃发令和禁止缠足令，试图改变汉人习俗。匪夷所思的是，清朝完成了汉族男子“剃发易服”的事业，统一了男子的服饰，缠足之风却更加猖獗了。显然，缠足与放足是民族间文化的较量，三寸金莲所受到的关注完全脱离了妇女的身体性。有学者指出：“缠足普及的动力，是建立在定义国家地位和社会性别价值的更大关注点上的，它并不仅针对的是女性。”(16)在“男降女不服”的宏大民族叙事背后，妇女的身体性以及缠足带来的身体疼痛都是可忽略的历史碎片。20世纪初，在西方文化的凝视下，中国文人如梦惊醒，转而批判、声讨三寸金莲，唯独辜鸿铭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辜鸿铭捍卫的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三寸金莲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他所理想化的中国女性，其实是用以比喻主权在握的中国，唯其如此，才能抵抗外国人的视线以及他们的观看方式。”(17)缠足或放足均系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权力运作，完全忽视了妇女的身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