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4)06-0005-11 礼教衰，则风俗坏；风俗坏，则人心邪；人心邪，则世道乱，自古而然。《礼记·礼运》说，“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1]。儒家一向强调修齐治平的工夫实践，其理想不仅是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为我们所孜孜以求的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的、活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满目疮痍、礼崩乐坏的社会。既要有政治、法治、武治，又要有德治、礼治、文治，这六治共同作用，交互融合，才能够真正赢得天下、国家，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匡正。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但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2]66，67古代中国，政权可以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可以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友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否则，就很难想象在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那些没有统一政权的历史时期里，我们的祖先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没有政治，老百姓可以照样生活，但没有教化却一天都难以维持下去。 一、“族规十二条”：丢不掉的儒家情结 万集，江苏北部的一个小镇，地处洪泽湖下游，流水滋润，积土踏实。 这里的百姓历来以务农为本，民风醇厚，乡俗端正。修建于清代的洪泽湖大堤上，祖先们留下了五个减水大坝，按照儒家的“五常”顺序，从北向南间隔排开在险要水段，分别命名为仁字坝、义字坝、礼字坝、智字坝、信字坝。①古代的能工巧匠这样把水利工程与儒家的“五常”信条有机结合在一起，对于子孙后代，确实是一种很好的道德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以仁、义、礼、智、信来命名水利工程，肯定比用天干地支来命名有意义，更比如今用枯燥的阿拉伯数字或单调的英文字母来命名有文化内涵。 万集街东余氏家族的堂号叫“耕读堂”，寓意余门乃耕读之家，明清以来其祖上所务之业大多“不士则农”，“非农即士”，基本上都相信“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而以为“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追求在安身立命与德性修养双方面的成就，不赞同偏废于一边，“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3]，耕读必须相济，身心才能互益。 至于耕与读之间，余氏先人们都强调，既不能“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及妄求非分、营营朝夕，看得读书是人事外事”，也不能“为文字章句之家，穷年累月，不得休息，故以耕为俗末劳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4]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唯有耕读结合、身德兼修才是最合理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的余庄人看来，这些无疑都凝聚着若干代老祖宗的世间智慧和生命体验。 解放以前，余家人一般都能以“诗文为乐，忠孝传家，茅舍陋室，糙糠之妻，粗衣淡饭，豆渣菜根，乐在其中，欣感足焉”[5]。老祖宗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忠、孝、恕、廉、耻、温、良、恭、俭、让”之“十德”，已经成为他们的家风，世代相传，遵循不移。很久以来，余家门族里，做人、做事在万集、仁和一带还是颇有口碑的。 大清嘉庆到光绪年间，余家祖上已积攒良田三百多亩，家道中兴，家底殷实安康，日常行善积德，做事有规有矩，还能接济穷人，所以一直享誉乡里。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的日子稍微比以前好过一些了，起码可以吃饱饭了，这个时候，万集的乡风还算不错。“文革”刚过，上面强调“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恢复高考、启用老干部、为冤假错案平反、抓工农业生产等等，则被万集乡下人理解成“复古”，那时候的余庄人经常会说，“现在外面都又复古了”，从历史诠释当下，在传统中寻找现实的影子，这就是他们对当时“拨乱反正”形势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被压抑了十年甚至更久的人们，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贫下中农在内，都开始释放出自己身上的能量，还想做点有益的事情，于是，定乡约、续家谱、重修尼姑庵、新建敬老院之类的好事、善事、正经事还都集中在那几个年头。 1985年前后，做裁缝的余培清汇合草泽河岸南、北余庄的诸多宗亲，开始考虑挖掘祖训，重新撰写适合时代节拍、方便儿孙记诵的“余氏族规”。国防科工委的离休干部余崇楼专程从北京赶回了参与其事。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协商，至1992年，终由余培清的二儿子在淮阴城撰成“耕读堂余氏族规十二条”，内容如下： 一、敬天地，祭神祖。 二、孝父母，睦兄弟。 三、善待物，节财用。 四、健体魄，惜性命。 五、正婚姻，育子孙。 六、习诗书，重礼义。 七、平常心，守本分。 八、严律己，宽恕人。 九、戒淫盗，禁非为。 十、忍忿仇，息争讼。 十一、红白事，量力行。 十二、勤耕读，立身德。 这72个字，充满了儒家文化的意味，至今，已经在余庄流传了二十多年，取得了较好的认同。二十多年来，余姓族人，做官的、经商的、从教的、务农的，不管干什么职业的，呆在家里的，走出去的，虽谈不上什么成圣成贤，但基本也没出过什么比较大的乱子。这未必都是“族规十二条”教化的直接结果，却肯定与之有关。 1987年7月，万集乡也成立过一个“移风易俗理事会”，8个成员，组长1人，副组长1人。随后，各个村也都有了一个“移风易俗理事会”，人们制定章程，组织活动，“全乡婚丧喜庆活动正朝着文明、节俭、健康的方向发展”。到1988年的时候，万集全乡“移风易俗理事会”已经发展到20个，理事124人。[6]这些“移风易俗理事会”具体做过一些什么事情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起码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所倡导和推行的绝对不是“文革”那一套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