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3-0063-12 人类学骨子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在面对现实的问题时总是会望而却步，甚至宁愿将自己委身于历史学或者考据学，在寻求一种学问上的孤芳自赏之外，更希求的是一种研究上的自在与不受现实抨击的安稳角色。但今天现实世界自身发展的紧迫性又不能不使个人的自觉性有一种空前的展开，无法躲闪，直面而来。而面对现代世界发展中越来越可能会危及每一个人的周围“原生态”环境的消失，或者人们无法正本清源地去对此消失的过去的不懈追求，那么，现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自身便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它使得文化这个为人类学家所熟知并经常使用的概念，再一次成为了可以暂时用来去表达一种大家在内心世界可能共同拥有的忧虑甚至恐惧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除了概念意义上的文化之外，我们无法让生态自身现出原形，也无法让人们的心态更为接近一种原生态。 一、从生态到心态 1992年，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在那一年的《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孔林片思”，这是基于他在这一年的6月21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明显地有一种扭转的力量在发生，这种力量使得人们开始从单一性的对于周围环境的生态的关注，转换到了对个人心态的关注上去。虽然，对于费先生而言，“心态”这个关键词不及“文化自觉”这个词在后来流传得更为广泛，但很显然，在这两个词汇之间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关于现代世界的变化，费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应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1]112-113。① 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在其八十几岁的暮年，他所经历的世纪沧桑使他最为切身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带有根本性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跟人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任何的人他们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处，这在今天相比过去变得更为急迫。也许，年长者的话一般要么是因渐行衰老而产生翻来覆去的语义重复，要么就是凭借其人生的睿智而生发出来真正发人深省的启示，我想费先生上述的一段话一定是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如果是这样，我们似乎对费先生的这篇文章就不能简单地一读而过，仅仅是作为一种消遣，实际更为重要的是要领会在这些文字背后可能更为深远的启示性意义，特别是面对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而言，这种阅读就变得极为重要。 在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中，也许我们是可以把费孝通后来有关文化自觉的诸多讨论一直回溯到他最早有关心态问题的讨论上去。费先生是从他所熟悉的人和土地的关系的讨论转变到了他同样熟悉但未曾自觉关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上来，并且坚定地认为，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是现代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根本。换言之，心态相比于生态本身是高一层的问题，即指资源如何合理地利用和管理，相比于人和人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但对于后者，却是难于真正实现的，它并非跟随着物质资源的丰富而必然有所改善。因此，生态的问题解决的是一个大家如何相互共存的问题，而心态的问题则是要努力去解决大家如何在一起有更好的以及更为体面且有尊严的人与人相互共荣的问题。 在费先生生活的晚年后期，一方面是面临中国自身经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足，另一方面又是在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各种的动荡局势，在争夺对于现代世界而言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的角逐中，区域性的战争可谓层出不穷，即便是在费先生写这篇文章二十几年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仅没有什么根本的改观，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上述这两方面的人类现实世界的生活处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为了能够重温费先生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把费先生当年说的话抄录一段在这里，供我们对照今天的现实，以领略当年费先生提出这种心态关系的思考时所具有的一种前瞻性视角。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时代，冲突倍出。海湾战争背后有宗教、民族的冲突：东欧和原苏联都在发生民族斗争，炮火不断。这是当前的历史事实，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个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到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1]114-115② 实际上，借助抄录在这里的一大段原文，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文化自觉的概念显然不是随便就提出来的，而是在费先生认识到了对于人的研究，今天世界已经开始“从生态的层次进入了心态的层次了”[1]115。而这心态层次的研究所要求有的一种新自觉是文化意义上的，即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究竟该如何共存共荣的问题。而今天已经深入人心的为许多学科所关注的“原生态”的观念，似乎表面上在强调费先生所谓的生态的这一层面，但实际上要清楚，原生态这一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之后所自然而然出现的逐渐流行起来的概念，其背后不是单指一种生态本身，而是那个已经失去了使人们其乐融融共存于其中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其更深层的含义可能是我们再也找不到的那个本真存在的(故谓之为“原”，即一种原初的存在)生态，它是我们今天所一直所萦绕于心的“乡愁”的一部分，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每个人心中所想像出来的不断加以构建的生态而并非一种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原生态便可以说是一种想像的自然的存在，他是人们希望从此地的现实中离开而逃往之所，有似陶渊明笔下的那个半虚幻意味的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