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11-0123-17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更是惨重。灾难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深刻反思。地震一周年前夕，由中国地震局主持的一份耗时大半年、文字上千页的汶川地震反思总结报告初稿开始半公开征求意见，但报告对汶川地震的反思却局限在长期预报偏失、中期预报偏差、短临预报偏少的技术层面；各级政府对这场灾难的反思也大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对地震防御上的麻痹、对建筑材料质量的监管不严、建筑结构的要求偏低、建筑业的无序和随意性、现行的监督机制不利等等，政府和学术界并没有从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的层面上讨论问题，更没有思考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改善生态环境这个本质问题。 汶川等县所处的龙门山地区，是中国地震多发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三线建设等大批重大工程在龙门山地区展开，李四光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曾开展工程地震地质问题的研究，并对参加选址的地质工作者明确提出：这个地方是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区，但是可以寻找一批相对稳定的地块作为工程建设的场地，并形象地称之为“安全岛”。汶川地震后的调查表明，当时依据“安全岛”思想选址的工程并未受到毁灭性打击，如今这些工程成了地质力学服务于重大工程建设的典范。遗憾的是，随着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工程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在中国西部广大地区适宜工程建设的“安全岛”已无地可选。同时，在现代工程规划和建设中，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等诸多因素已远远超过地质要素，生态问题已经显得十分次要，在这样的建设理念下，出现大规模的地质灾害实属偶然中的必然。 如果从人与自然这个最根本关系出发去思考，我们不难发现：汶川地震造成的破坏如此之大，与人类不合理的工程活动密切相关。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球动力作用，而地震造成损失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人类的预防和抵御能力。以汶川县为例，20世纪90年代时县城规模不大，仅分布在城西南一带，后来迅速扩大，新县城也坐落在崩滑体前缘，并横跨活动断裂带。这次地震引发的滑坡几乎毁掉老县城一半，新县城则被巨石崩塌和断裂活动所摧毁。重大灾难再次让我们去思考这个沉重的话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改善生态环境？ 众所周知，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目前的工业化也远未完成，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尽管有了显著的增强，但整个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还十分漫长，我们还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新中国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历程，也使我们的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我们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于是，又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外国朋友留恋起了20多年前中国的生活状态。他们认为，潮水般的自行车，几乎找不到一个肥胖症的面孔……是一种原始的美。他们认为那时的中国没有污染，能源消耗很小，在保护地球的同时，中国人正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中国人不应该打破这一切。从现象上看，我们似乎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从理性和情感上说，无论他们的理论多么动听，我们都不能容忍有人阻碍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生活的要求。阻碍社会发展，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不得人心的。社会要发展，自然界要进化，人民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的客观规律。当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强势群体开着汽车、住着洋房、享受着现代化文明的时候，却要对着一部分弱势群体大声疾呼：“请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些自然生态吧！”这些弱势群体能接受吗？ 于是也有学者开始痛批工业化乃至于现代化的“恶果”，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遥远的古代，怀念起了远古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并关注起古人的生态智慧。有学者认为“擅理智、役自然”的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已使世界“天翻地覆”，造成文明的偏颇和人对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错置，不仅生发了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且把人扭曲为患了征服偏执狂的精神病人；资本主义精神是外部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它把一切都归结为对效率和利润的算计，是以理性的形式表现自身的非理性力量；人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反思和超越现代性，寻找世界新的“祛魅”和人的归乡之路。“现代工业文明超速发展的300年，给地球的精神圈遗留下过多的空洞和裂隙、偏执和扭曲，给我们这个看似繁荣昌盛的时代酿下种种严重的生态危机与精神病症。修补这些空洞和裂隙，矫正这些偏执和扭曲，重修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一个和谐、健康的人类社会，正是‘人类纪’的人们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1] 在人们普遍关注生态与生态环境的同时，有不少学者开始从古人那里寻找生态智慧。我们知道，庄子是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念放眼于广大的自然界，不似儒家仅局限于人事界。西方也有很多自然哲学家，然而基本的精神和观点则和庄子有很大的不同。希腊人往往把自然界看成无意义的物质世界；中世纪更视之为实现人性虚荣欲望的活动场所，因而把它当作罪恶之域；及至近代，则把自然界看为一数理秩序、物理秩序的中立世界，并排斥一切真善美的价值，以视之为非价值的领域。西方的自然哲学，以客观世界为对象，人类处于卑微的地位。尤其是早期希腊哲学思想，均不出自然的范围，那些哲学家所注意的是外在的世界，并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剖析了解。至于人类，则仅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对人类生命的活动及价值，便忽略不谈。庄子的自然哲学则不然，他以人类为本位，并将生命价值灌注于外在自然，同时，复将外在自然点化而为艺术的世界。由是，在庄子的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似西方常处于对立的“分割”状态，而是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许多西方哲学家将自然视为价值中立的世界，更有不少人将自然视为负价值的领域，遂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冲突与斗争中。罗素在谈到人类的“三种冲突”时说：“人的天性总是要和什么东西冲突的”，而斗争胜利便是生存的要件，胜利者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将自然视为一种束缚，为了解除束缚于是致力去认识它，克服它。西方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能够如此发达，大抵可说是这一态度所促成的。综合来看，西方以往的形而上学家，对于自然均表现出一种超越的观念。他们常在自然之外，幻想另一超自然以为对立。到了近代，哲学家才借助于科学知识，就自然本身做出剖析，这是属于纯理论系统的建构，而他们和自然接触后的态度，却迥异于庄子。在庄子心目中，广大的自然乃是各种活泼生命的流行境域，自然本身蕴含着至美的价值。所以庄子凭空构造一个虚空的超自然，但也不将现有的自然视为沉滞的机械秩序。庄子认为自然是生我、养我、息我的场所，我们的衣食取之于自然，游乐凭借着自然，阳光空气、春风秋月，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无尽藏”宝物。这样的自然实为滋生万物而具慈母性的mother nature。所以在庄子心中，人和自然之间根本没有冲突，相反，彼此间表现和谐的气氛。庄子《齐物论》上的“三籁”：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以至于人身也是一个大和谐。庄子的自然观，对后人有很大影响，这种思想也可以说代表了中国人心境上一个显著的特征。后世“游于万化”的艺术精神和“返回自然”的文学呼声，都是在庄子哲学中寻得启示的。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慨，亦道出了庄子的心声，同时也表明了人事无异于罗网，惟有自然乃最为赏心悦目的去处。“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大自然对于庄子心境的熏染，无疑是很深刻的，再加上他那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在他看来，大自然就是一个美妙的境地，我们根本毋须在世外另找桃源。他深爱这个自然世界，因而对它采取同情与观赏的态度。自然是美的，在庄子眼中，自然之美含藏着内在生命及其活泼之生机，它孕育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无限的生意。无怪乎庄子赞叹着：“天地有大美而言，四时有明法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自然之美表现于无言，庄子乃由大自然的默察中而引申其无言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