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10-0062-05 对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探索民族国家的独立与现代化的求索过程，一般的历史话语侧重于以粗线条勾勒这一进程的宏观性、整体性，往往忽略特定历史语境中主体与语境本身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前者是主流话语惯常采用的宏大叙事的话，那么后者则往往是当代文学重构历史时津津乐道的主题。虽然当代文学不乏以微观叙事弥补宏大话语历史之作，但是从制度与人的角度入手观照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的作品毕竟是极少数，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恰是这种微观历史叙事的代表。小说以一种近乎微观历史的眼光观照民族国家现代性进程，揭示社会变革在两个层面的近乎悖谬的关系。作家不但审视了那些附着在历史车轮上的泥泞落叶般的个体生命的命运，而且以极大的勇气反思了一度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乌托邦想象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并在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近乎隐喻的关系中探索作为社会组织基本构成元素的人本身的沉沦与超越。 一 微观的观照视角 微观历史总是与宏观历史相对而言的。与宏观历史叙事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为题材，秉持英雄史观，以宏大叙事模式简化抽象历史不同，[1]微观历史则侧重观照被宏观历史所遮蔽的碎片化、混沌化的日常生活，叙述复杂的多线条交织的历史必然性背后的偶然性与多重可能性。这种微观历史的叙事方式不仅要依靠历史文献与遗迹，也需要虚构与想象的参与。因此，作为“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2]的艺术，文学更适宜于表述这种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3]，将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组织在一起，建构多线条交织的杂乱的生活世界，描述了历史漩涡中令人气馁的个体生存境况。在格非看来，“小说提供的历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的，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当中的个人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4]换言之，作家所写的，都是作家的感觉，作家的经验，是一种冥想的历史哲学。 在这种历史哲学的指引下，“江南三部曲”展开了历史事件漩涡边缘的人生图像，把历史事件中行动者的日常经验与他们的行动本身联系起来，从而使日常层面的历史与作为重要社会政治事件的历史之间的断裂更为昭然。从时间上看，“江南三部曲”分别以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如《人面桃花》以“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者的革命准备为背景，《山河如梦》涉及建国后的政治形势，《春尽江南》则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为依托。格非没有按照宏大叙事的方式描述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一致性，而是把主人公碎片化的日常经验与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渺小力量作为聚焦点，着力表现个体生命的日常生存体验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悖谬关系。如果说在《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在影响社会生活甚巨的革命运动与日常生活之间摇摆不定，显示出二者之间断裂的痕迹的话，那么在《山河如梦》中，偶发事件(水灾)成为谭功达人生的转折点——从县长的职位上被排挤出来，并在醉酒之后与张金花发生关系，混混沌沌地走进日常生活繁复而又庸俗的每一天。虽然谭功达努力在实现自身价值、融入集体的道路上奔波，但是姚佩佩的命运及其逃亡事件，本身也解构了谭功达的观念。而在《春尽江南》中，谭端午的生活则更像是断裂的碎片化事件的拼贴。这种拼贴往往以悖论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显得更其荒诞：端午与家玉的相见相识，先以背叛开始的，后以互相背叛的形式走进婚姻殿堂。端午与母亲张金花的关系同样如此，端午是张金花为了维持生存，诱惑酒醉之后的谭功达的结果；而谭端午却并没有继承谭功达的梦想，反过来，倒是与谭功达没有血缘关系的王元庆却继承了谭功达的梦想。种种悖谬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城市化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杂乱与无序，当然也揭示了资本与权力主宰下的社会中，价值与意义的荒谬般的存在方式。 以微观历史视角观照历史，宏大叙事以先验理念建构的完整的、自足的历史图像背后的历史碎片不再被遮蔽，这些碎片本身的意义凸显出一个悖谬的、断裂的历史，一个无法还原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历史进程的动力因素表现为非道德性质，这一主题恰好与恩格斯对历史的论述契合。在恩格斯看来，历史进程动力因素并非道德上的善的结果，毋宁说恰恰是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5]在《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继承张季元的遗志希图通过教育与宣传改造民众，但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的却是恶势力的代表梅城龙守备。《山河如梦》里的谭功达为梅城的现代化构建了蓝图，并着力推进，但是这种构想与梅城的切近利益背道而驰，民众更需要的竟然是满脑子投机钻营的白庭禹与虚与委蛇的钱大钧的政治表演。而在《春尽江南》中，正常渠道往往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比如，为了索还被春霞霸占的房子，谭功达与庞家玉最终只能靠黑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当然，格非所思考的并不仅仅是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更关心的是，善与恶颠倒之后，在社会秩序失范的背景中，作为个体生存者的人如何生存的问题。这种对制度性问题的思考，远比空头支票式的“担当”更重要。 拒斥意味着重新选择。格非的历史哲学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向传统回归，这种回归就是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如在《人面桃花》中，格非以细腻而又感伤的笔墨书写传统文化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陆秀米晚年的“禁口”及其与喜鹊之间的笔墨交流，就是一种回归，向传统的回归。从“江南三部曲”中不难看出，作家想要表达的是，文化认同的不可割裂性与历史进程的单向度发展之间的断裂，恰恰表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情感结构与历史现实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彰显了历史发展的悖论。当然，这也是格非对作为历史主体的社会群体的生活选择的意义与价值本身的反思。 总体而言，格非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更复杂的、混杂着宏大历史话语与微观历史话语的历史，是一种非线性、非连续性的历史，偶然与必然、宏观层面的历史事件与微观层面的个体差异、被简化的口号式的政治观念与具体的个人政治梦想，等等，都在这里交织。换言之，格非并非解构历史，而是重构历史，重构一种复杂的，充满悖论的历史，也许这种混沌一片的现象与本质无法区别的状态，恰恰是历史的本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