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的小说创作题材宽广，既有成长叙事与革命历史反思，也有现实现象的解读和意识形态禁区的探索。从大范围来看，艾伟符合1990年代后纯文学体制的人性论书写方式。然而，他却时常溢出那些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体制所设立的叙事规范，显现出别样的启蒙继承性和创新性。可以说，艾伟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坚持启蒙理念，又能“与时俱进”的作家。他在解构革命叙事的同时，坚持“建构”的启蒙主义。艾伟试图将复杂的人性观察放置于一种“再历史化”的视野之中。他的小说，既有温暖的人性忧伤，又有暴烈的情绪冲突；既有理想的激情，又有理性的反思；不仅有黑暗的杀戮，无情的背叛，也有崇高的牺牲与乐观的人性回归。他的启蒙理念是更宽容温暖的“人性和解”，悲悯低调的“普通人”的常识坚守。这既与他自身的气质有关，又与“心理现实主义”和“抒情隐喻”的艺术追求有关。 1966年，艾伟出生于浙江上虞市的一个小乡村。他的青少年岁月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成年后的艾伟，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没有从事专业工作，却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这些生活轨迹似乎并不构成艾伟小说审美风格的决定性因素，而童年和少年的乡村经验，却成为他独特的小说气质来源。战争英雄形象是作家童年最初的“成长镜像”。这些有关战争和英雄的情结，有着革命宏大叙事美学的“父法”意味，也是60年代作家经历的真实心理历程。然而，随着年岁增长，那些高大完美的形象，开始露出可疑面目，突如其来的暴力与死亡，成为童年艾伟心灵成长的最初“创伤情结”。艾伟在《少年杨淇配着刀》《回故乡的路》《乡村电影》等小说中，对这些暴力和死亡有惊心动魄的描述。这里有“文革”武斗的暴力记忆，如艾伟说，“《乡村电影》就是来自文革时期斗争的场景记忆”①，“这是童年记忆最为血淋淋的暴力”②。这里也有青春期躁动，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小说《水中花》曾描述了台风季节，上涨的江水从上游冲下尸体的场景，其实来自艾伟真实的童年经验。他曾写道：“这时候，我们会感到这世上有某种不祥而怪诞的气味，我们觉得这世界因为死亡而变得不真实起来，变得安静起来。”③阴郁的死亡，也让他开始对世界的阴暗面和复杂性，有了好奇心和荒诞感。这些感觉，到了成年后，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强烈和清晰了。散文《油菜花开》，艾伟曾追忆了生命中遇到的精神病患者，有因爱情挫折而疯癫，有读书成狂，有生活压力下的崩溃，也有性欲压抑的病态：“阴影接着出现了，它就在每个事物的背后，呈现着深邃的黑暗，透着另一些消息。”④对生活失败者的心理考量，对生命复杂真实的探究，都让他具有了独特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对“光明”和“阴影”并重的现实主义态度，艾伟对人性的幽暗之处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探索人性在特殊情境下的变异和选择。这种对人物复杂内心和纷乱现实的关注，反映在他的很多小说中。如慈母化身为无赖，贤妻则变成庸俗妇女，主人公以吃人肉的方式，才最终将她们撵走(《老实人》)；因为和人打赌，王肯就戳穿了朋友的手掌(《杀人者王肯》)；为了一颗玻璃弹子，少年弄瞎了眼睛(《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村长为报复两个孩子，将他们活埋在了土窑(《田园童话》)等。 同时，艾伟的成长记忆里，革命叙事悄悄退隐，却有另一种抒情性气质缓缓走入内心。艾伟的抒情特性，除了作者性格使然之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江浙地方文化的影响，二是时代氛围的变迁。江浙水乡的传统文化，有独特的抒情特色。那里既有慷慨激越的绍剧，也有缠绵悱恻的越剧。艾伟曾追忆了第一次听到奶奶唱越剧时的感受：“乍一听这种软绵绵的音调，真有说不出的舒服。我感到四周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好像这世界真的有了什么改变，好像随着这些唱腔，周围开出了花朵，暗香浮动。”⑤然而，艾伟又似乎从没有对这种文化熏陶刻意强调。相反，他恰恰对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充满了警惕：“我更喜欢那种最直接地深入到时代的真相而不是被所谓文化格式化的小说。小说中的文化情怀，很可能会把生活彻底改造，我认为那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写作。”⑥艾伟的小说很多来自70年代中后期社会氛围的准确描述，讲述一代人心灵共同性体验，而“电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因此，《乡村电影》对我们理解艾伟的小说创作特质有重要作用。70年代中后期的娱乐生活，电影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传递革命意识形态，也使普通群众逐渐摆脱了广场式政治运动生活，从而进入了日常化的世俗空间。这种巡回放映的乡村露天电影，还不具备经济消费功能，它使普通群众从革命暴力仪式与大众情绪的狂欢中，潜伏入了私密化人性状态，从而使电影从革命影像的隐喻变成了抒情“转喻”——电影拓展了认识疆界，让他们对放映内容进行各种个人化、欲望化想象。而且，露天的黑暗中充满了隐秘，电影又成了最好的“遮挡物”。它诱发了又遮挡了两情相悦的亲密接触及人性隐秘的抒情渴望。艾伟描述看露天电影的感觉：“世界在一点一点打开。世界有着它光滑的表面，也有它复杂的肌理，现在，幽深神秘的地带向我敞开了，我感到这世界出现了一些原来我浑然不觉的消息，这些消息不是来自北京，也不是来自我自制的版图，而是来自我的内心。”⑦小说《乡村电影》，对电影《卖花姑娘》的观赏中，无论凶残的民兵连长守仁，还是顽固的四类分子滕松，都留下了伤感的泪水。艺术的人性魅力，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化解了暴力与创伤。这无疑是一代人共同的抒情经验，也有解构意识形态暴力性的普世价值意义。另外，“电影银幕”也可看做少年艾伟的另一个“镜像”，它使艾伟走出战争崇拜，并找到自我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方式。这里既有对现实复杂性的洞彻，对人性暴力和黑暗的冷静理解，又有悲悯的抒情和飘逸的超越，从而形成轻逸与暴烈交织的抒情风格。《穿越长长的走廊》也是以“文革”为背景的成长小说，然而，艾伟却写出了革命叙事背景下人性隐秘的情感变迁，以及少年成长的忧伤。当张蔷遭遇了父亲的婚外情，也遭遇到了自己性欲的萌动。《越野赛跑》《家园》《水上的声音》等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抒情性深深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