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6-0172-08 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对萧红的身世和心境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种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① 我们读萧红的作品，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寂寞”的痛楚。茅盾从寂寞的角度透视萧红的创作，可谓“善解人意”；但萧红的寂寞到底从何而来?其“屡次幻灭”和“生活的苦酒”有多少成分是与她的个性和创作倾向有关的?对此茅盾并没有深究。按照茅盾的理解，萧红的“幻灭”和“苦闷”与她的个人生活道路选择有关，当“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的情况下，“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②在茅盾看来，萧红太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了，如果她能把自己的生活与当时香港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不至于那么寂寞。然而，在我看来，事实可能并不这样简单，就萧红的个性和创作倾向而论，茅盾所谓的香港“大环境”，在萧红看来可能倒是一个“小环境”，她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远比这要“阔大”得多，虽然有时它以自身的情感样态呈现，但其意向所指却不是“香港”一时一地所能包容的，甚至也不是当时“中国问题”所能包容的。萧红在一篇文艺时评中曾认为，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屠格涅夫和罗曼罗兰为代表的，他们是“幽美的，宁静的”，“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与此相对应还有一种作家，“他们则不同，他们暴乱、邪狂、破碎，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萧红钦佩和赞赏前一种类型的作家，认为优秀作家最终都要走向“灵魂”，③萧红“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她的个人生活境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她创作时的一种“本能”，她的创作出发点是“灵魂”，而一旦涉及“灵魂”，几乎所有问题都可能要超出个人生活境域。正如曹禺所说，当作家进入到某一创作境界时，“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④不幸的是，萧红恰恰就跌落到了这口“宇宙”的井里，无论她怎样挣扎都难免不幻灭、不苦涩、不寂寞。 那么，萧红的“宇宙”到底什么样?它又如何与“寂寞”发生了关联呢?我们知道，萧红出生在一个境域相对优越的家庭，不论是蹲在马车上的调皮，还是在后花园摘花捕蝶，⑤在那个年代，有这种经历的儿童，都不是一般人家子弟，更不要说能到有暖气、铺着地板的摩登城市，上“第一女子中学”了——那里唯一出身于小康之家的孩子还会被人取笑。⑥《小城三月》里的翠姨是怎样羡慕“我”和其他一帮能在城市学堂里读书的年轻人的?她还不是为了这样一种希冀而抑郁成病、悄然离开了人世吗?从中可以反证“我”的生活真相到底什么样。一般人们都能记得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寂寞到只有一个老爷爷陪伴和千篇一律的后花园值得留恋；不要忘了，这些都是萧红成年以后的记忆性书写，也就是说它是萧红写这些作品时的“灵魂”反映，不是萧红幼年、少年生活的“实况直播”。萧红是从“灵魂”出发的作者，她的笔触时时都在超越“本能”，她所写的一切都与“临场发挥”的境遇相关——如果她后来幸福，童年也会跟着沾上一些喜气，如果后来痛苦，连带着童年也掉进了“井里”。萧红后来生活怎样呢?与家庭决裂、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哈漂一族”，⑦原来的洋学生、阔小姐，一下子“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⑧。连“火也点不着，饭也烧不熟”，这个时候“我”才“向着窗子，心很酸，脚也冻得很痛，打算哭了。”可是眼泪还无法流出来，“因为已经不是娇子，哭什么?”⑨看到别人家的“女儿看电影，戴耳环，我家呢?”⑩“无家”的感觉与她曾经的小姐回忆相关，与失去看电影、戴耳环的条件、“已经不是娇子”的生活境域相关，被家庭放逐的结果，连带着把自己的童年也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童年的天地才变得狭窄了，否则也根本谈不上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更不要说小小年纪会感知到什么寂寞。 过去家庭生活优越、现在落寞，只是萧红与寂寞结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遭际和转变是萧红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萧红选择了一个“连有钱的丈夫都不愿嫁”的无家生活?(11)“陈义太高”是最贴切的解释。(12)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创作经验，萧红认为不论是“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3)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萧红的代表性作品关注的主要视点都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不应该”。“呼兰河这地方……到底太闭塞”，(14)“除了染缸房子在某年某月某日死了一个人外，其余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动了一点。”(15)这里的人们“要吃的吃不到嘴，要穿的穿不上身”，可是他们“为什么活着，活得那么起劲!”(16)“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他了。”(17)在别人都以为天经地义的行为中，她发现了诸多的不合理，家里人不让她读书，她软磨硬泡，非要上学不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不听，不顾一切地私奔了、自由恋爱……如果这些行为延后50年发生会怎样?现代青年女子哪一个不读书、哪一个不自由恋爱?可问题是这些都在1930年代的北方边陲小镇“呼兰河”发生了，这里和“现代”隔得很远、又很近——也就是说，有人隔得很远，有人隔得很近。只有极少数人如萧红者，提前告别了那个时代，从而留下了一段巨大的时空落差，它是为最先告别这个时代的人预备下的“一口残酷的井”，只要“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伤逝》是唱给最先走向光明者、自愿牺牲者的一首挽歌，萧红用自己的经历和创作再次奏响了同样的音符——子君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萧红都遇到了，先是坚定地离家出走、自由恋爱；进而遇到生计问题、遭遇寒冷饥饿和别人的冷眼；最沉痛的打击还来自那个给自己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化身的离去——“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这样一来，像曾经勇敢的子君一样，她变得孤立无助、谨小慎微起来：“近来时时想要哭了，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在街头哭，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18)这与子君最终去了一个连墓碑都没有的所在，其寂寞程度不是太相似了吗?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环境里，想要“从灵魂出发”或“达到灵魂的所在”，多少都会有些“曲高和寡”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