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10-0027-07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曾写下了若干光辉的文艺论文。①这几篇论文尽管写作背景不尽相同、立意指向各有侧重，但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改造旧文艺的思想一以贯之，若用关键词概括其共同精神，则“摩罗诗力”一语足可抵挡。这些篇章之中，“自由”、“内曜”、“撄人”、“强力”、“立人”诸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既活生生地抟塑出了一个个诗国撒旦形象，也非常传神地传达出了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原质。何谓“摩罗诗人”?在鲁迅心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1]66而其言行、思维、品行“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1]99。何谓“摩罗诗力”?青年鲁迅认为，“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1]66合而言之，凡立意在反抗动作，具有抱诚守真、刚健质朴之风格，不媚时俗，以振起人心、谋求国民新生为指归的诗歌效力，就是“摩罗诗力”，凡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的诗人就是“摩罗诗人”。 提及“摩罗诗力”的思想渊源，人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夫子自道。不错，这些论文提到的欧洲近代诗人，“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2]鲁迅从那里直接获取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习惯将《摩罗诗力说》说成是在西方诗学影响的产物。如有人撰文指出，通过启蒙主题的确立与对传统的质疑，人的主体价值的确立与对儒家诗教的批判、现代审美价值的确立与对传统诗歌审美标准的批判，《摩罗诗力说》反思了传统诗学，开启了中国诗学的现代传统。②在特定角度，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问题是，在由反思传统到建立现代传统的过程中，“西方影响”之外，“中国因素”有没有发生作用或如何发生作用的?鲁迅诗学现代气质的获得，仅仅是外来影响就能片面完成的吗?中国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哪些因素构成了鲁迅诗学现代性的底色? 一 “撄人心”：异端精神的发生 我们认为，鲁迅“摩罗诗力”的获得，中国因素无疑是发生了作用，并且是起到先在的、潜在的、“底子”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因素作为期待视野，西方影响也是无由生根的。那么，是哪些中国因素做了鲁迅早年诗学思想的“底子”呢?除了人们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之外，更主要的还有中国近世心学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主要由以下几股力量构成：从王阳明到李贽的宋明心学传统、从龚自珍到谭嗣同的近代启蒙思潮、章太炎的佛教唯识论及革命思想。实际上，这些思想构成的广义心学传统，既是中国正统文化的“异端”，又与酝酿于西方的现代思想遥相呼应。远有魏晋文章的指引，近有近代反叛思想的推涌，外有欧西撒旦诗思的点化，摩罗诗学思想于焉合成。这大概就是留日时期鲁迅摩罗诗学形成的思想地图。本文重点论及宋明心学的潜在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心学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是具有某种异端色彩的。作为与正统相对的概念，在西方文明里，凡是对基督教“信仰合一”取质疑和破坏态度的思想和行为，都属于异端；[3]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说一般被认为是“圣人之道”，是名正言顺的“正统”，与此相对的就是“异端”。固然，从原始儒家来说，宋明理学是异端；从宋明理学来说，陆王心学是异端；而从儒的整体性来说，佛教又是异端，陆象山曾说：“吾儒自有异端，大凡不循本绪而欲求外者，皆异端也。”王阳明也说，“唯心之良知谓之圣，与此同者谓之同德，与此异者谓之异端。”由此可见，“从‘吾之心性’的立场看来，此外的儒徒都是异端。”[4]84但是，本文所说异端，意义是有所特指的，即主要是指对儒学正统(如理学)做出重要修正，甚至进行否定性的批判，大力强调心即主观精神的作用，带有强烈反叛和革命色彩的思想行为。 从近世心学脉理观察鲁迅早期诗学，一切顺理成章。正如陆王心学的建立是从对程朱理学的反叛开始一样，鲁迅诗学的建构同样是从对传统诗教的批判开始的。首先，鲁迅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何谓“不撄”?“不撄”就是力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就是不扰乱世道人心。原因何在?在于社会文化的一种合谋，即上下都要维持某种现状，上要“保位”，下欲“安生”，“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1]68因此，对于那些意欲建立“神思之邦”的“乱治”诗人，“必竭全力死之”。[1]68在鲁迅看来，作为“中国根柢”的道教始祖老子，其五千言书的精髓即是不撄人心，“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1]69 文化既然如此，诗学焉能例外。鲁迅指出，中国诗学“不撄人心”的理论和实践可谓源远流长，“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歌功颂德之作自不待言，就是寄情山水之品，“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更为可悲的是，愤世嫉俗的爱国诗人屈原，在“顾忌皆去”“抽写哀怨”之时，也只能做到“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人们听到的也只是怨而不怒的“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由于震撼人心的“伟美”之声终于没有出现，所以“感动后世，为力非强”[1]69。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似乎没有找到足可“撄人心”的诗人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