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首小诗的繁复阐释史 在鲁迅的旧体诗中，《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是一首一向颇得推重的名作。据刘大杰讲，郁达夫曾称它为鲁迅七绝的压卷之作，而刘氏自己也认为它“意境高远，感情深厚，造句遣词，不同凡响”①。匡扶更将其放入中国诗史，称许其“音节和意境”的“响亮与高旷”，“即使放在中国旧诗发展最高峰的唐人七绝之中，也是毫无逊色”②。不过，对于它具体的诗意，几十年来却一直存在许多不同的说法。 较早出现的解说，一般都是将它与作者特定时期内心的苦闷相联系，而甚少言及诗的“本事”。比如金性尧1936年写的《鲁迅先生的旧诗》，论及该篇，便只是说“是有感而发的”，“似乎是一个老战士在落寞的沙场上，抚摸着他的创作而仍奋然前进的一幅写照”③。匡扶1952年撰《试谈鲁迅的旧诗》，也只肯定其“有所寄托”，至于对其“究系所指何事”，则明言“不敢妄加推测”。稍后，刘大杰、李拓之的文章，虽然较前具体了一点，但也只是将其与“一个战祸连年、哀鸿遍野、特务横行、文网严密的时代”及“说话写文的‘自由’”联系在一起④，认为“不是怀古，也不是纯客观的刺时”，而是“自我叙述”：“屈子的行吟尚可以写出离骚来，而自己所处的生活时代，连行吟都不可得”。⑤ 大约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有关的解释被更多的与具体的革命史联系在一起。1959年出版的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一书，论及此作，就明确将其联系于1932年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而将“眉黛猩红涴战袍”一句解释作：“国民党军队掳掠了无数妇女，卖到汉口各地作娼妓，有的破家丧亲的不幸妇女被迫作了女招待。国民党军官兵在‘战区’肆虐之余，仍不忘在各后方城市蹂躏妇女”，“那些践踏了洞庭湖滨广大土地的‘将军’们，在屠杀人民之余仍拥着浓妆艳抹的女人调笑，口红和眉黛染污了‘将军’的军衣”。⑥1962年，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对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以为“这诗应该怎样解释还没有把握”，“说口红染污军衣，可以，说眉黛染污军衣恐难成立”；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以“眉黛是指妇女”的基本看法，并据《鲁迅日记》“猩红”作“心红”的异文，另提出其“当指忠于革命的革命根据地的妇女。污战袍，她们的血沾染反动派的战袍。可能由于血染的意思不明显，所以改‘心红’为‘猩红’，指妇女猩红的血染上战袍”的看法⑦。此后绝大多数的解释，沿袭的均是这样的思路。 譬如1968年出版的武汉大学中文系鲁迅兵团《鲁迅旧诗注释》，认为“这诗是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而写的”⑧，1972年出版的杭州大学中文系《鲁迅诗歌浅析》，认为“眉黛句概括‘三光政策’的具体内容，无数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屠夫们的战袍。这里突出妇女，是举例而概其余”⑨。这期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出版的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一书中的具体表述：“这首诗的前两句，是揭露和声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后两句，是揭露和声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眉黛“一般用来指妇女，这里泛指妇孺老幼”。虽然基本的思路并没有多少变化，但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980、1987年多次再版，影响甚大。尤其是其中有关的“眉黛”“泛指妇孺”的说法，甚至被采入1993年版《汉语大词典》的有关词条，成为“眉黛”一词的基本义项之一。 除了这些笼统的说法，到七十年代末，这种与革命史有关的解说，还出现了一些更具体的说法。1977年鲁歌在《天津师院学报》第4期发表的《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一文，直接将该诗的“眉黛猩红”与“杨开慧同志的不幸殒亡”牵扯到了一起⑩。文章发表后虽然旋即引起宋谋瑒的批评(11)，但后者的解释同样着意于该诗的“本事”，不同只在于所联系不是杨开慧，而是所谓1932年7月鲁迅同陈赓的一次会见，认为“眉黛猩红”一句，实际是“借西汉末樊崇赤眉军起义的故事，暗指红军”。文章发表后，鲁歌因并不接受其批评，而再撰《再谈鲁迅的〈无题(“洞庭”)〉诗——与宋谋瑒商榷》，坚持己见。但吴奔星1979年写的《试谈鲁迅〈无题(洞庭木落……)〉一诗的艺术构思》，王维森1981年出版的《鲁迅诗歌赏析》(12)，采用的却已是这种与陈赓会见有关的说法(13)。另，1980年曹礼吾《鲁迅旧体诗臆说》一文，认为“先生诗殆为第三次‘清湖’诸役而作，观眉黛语，必有女同志壮烈牺牲于其中”(14)，虽未指明该“女同志”为谁，但同样为其后各种各样“索隐”的说法，提供了启示。 历史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文学研究思维的整体变化，有关的研究也开始不再像先前那样刻意附会革命史，而更着意于“回到鲁迅本身”。有关此诗的解说，也渐渐开始和鲁迅个人生活、交谊有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1980年，周振甫出版《鲁迅诗歌注》修订本，全盘推倒先前的说法，而采纳“有位同志”根据《鲁迅日记》中“为达夫”的线索及该诗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写作时间上的相近所提出的新说，认为后者的“主要意思”都“包含在这首《无题》中了”(15)。其后，徐重庆1981年在《浙江学刊》第3期发表《对鲁迅〈无题〉一诗的理解》，周艾文1983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文丛》第4辑发表《谈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及赠诗》，又分别对这种说法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说。此后，许多新出的研究著作，包括王达敏为孙郁主编的《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一书撰写的有关文字(16)，倪墨炎2002年新出的《鲁迅旧诗探解》(17)，也都改从此说。 此后，除了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情况，一般的解说大都没有越出上述诸说范围。 近二三十年，再次引起人们对这首诗的解说兴趣的，是1996年熊融发表的《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一文(18)。该文开头先是回顾历史，将历来有关该诗的解说分为“自述说”、“反围剿说”、“赞颂说”、“悼亡说”、“规劝说”五类，而后根据《鲁迅日记》及致增田涉、许寿裳等的信件，提出该诗作意在讽刺王云五旧宅在“一二·八”事变后沦为日军妓馆的“新解”。但文章发表后，迅即引起李思乐、刘泰隆等的反驳(19)。其中李思乐的文章，实际坚持的仍是“规劝说”，而刘泰隆的文章，则可算是“反围剿说”的又一种发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在指实：“诗中的‘眉黛猩红’就是指以叶紫的姐姐为代表的青年女子的鲜血”(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