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4)11-0120-08 一、个人化与公共性的历史叙述 文学史写作显然是话语生产的重要阵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重写”文学史的风波和数量繁多的文学史版本的面世，在在说明文学史写作已经成为文学研究场域的热门主角。比起文学批评的零敲碎打和过于个人化的色彩，文学史写作是一个宏大伟岸的工程，作为对象的历史长度往往无形中被转换成了历史叙述自身的深度，而且，在历史细节的纵横驰骋中享受高屋建瓴、指点江山的快意，这也不是艰涩精深的文艺理论研究所能匹敌的。但是，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史写作表现出来的过度偏爱，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学史写作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历史叙述似乎天然地携带着权威性的文化基因。在中国漫长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史官”总是一幅责任深重、面目威严的形象，作为历史事件、历史场景的记录者，也是历史事实的甄别者和历史评价的裁定人，“史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史官的敬重包含了对其工作成果的信赖，人们对历史持以信任并不时提醒自身要以史为鉴，以避开错误的历史陷阱和追求历史的进步。 历史叙述的权威性来源于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在今天，这种观念已经被新历史主义学派唾弃与消解，但却丝毫没有妨碍史家建言立说的热情。新历史主义对历史叙述中的“叙事性”或“虚构性”的发现，反而为历史叙述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历史叙述不必再担负“真实”的枷锁，而成为各家各派自由活跃的自留地，同时也制造了一个个波澜迭起、充满争议的话语中心。新历史主义带来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历史叙述的权威性面纱被挑开了，另一方面，更多的历史叙述参与了对权威性的角逐。同时，在新历史主义之后，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人们对历史写作的关注，已经从历史叙述的对象转移到了历史叙述的主体——尤其是在文学史写作领域。人们已经不愿意在历史细节上消耗太多精力，考古式或文献派的老派做法已经很难制造学术话语的波涌，相反，文学史写作更多地表现出在叙述视角、叙述立场、叙述观念上的分歧与争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史叙述已经变得非常个人化了。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不妨加上一句注脚：一切历史都是个人的历史。如果说，传统的文学史写作通常扮演了文学领域中“社会公器”的角色，那么，今天的文学史写作已经确确实实演变为一家之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已经一无是处，将其视作学术体制下的一种纯粹的话语自我生产也并不客观，事实上，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很可能为历史叙述的自由与解放提供一个新的高度。作为话语生产的一种重要途径，历史叙述永远不能摆脱对权威性的追求，发生变化的只是人们对权威性的理解。换言之，在新历史主义瓦解了传统的历史叙述的权威性之后，一种崭新的历史叙述应该表现出重建历史叙述权威性的责任，准确地讲，是如何重建一种有效的历史叙述的权威性。因此，如何在个人化的历史叙述中建立具有公共性的知识与价值意义的历史叙述，才应是现今文学史叙述的重点。 二、文学史叙述的世纪建构与现代性反思 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回顾上个世纪以来百余年间的形形色色的文学史叙述，大致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阶段以及这些阶段间的延续或分野。以笔者粗浅的认识来看，这些阶段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总体性的文学史叙述，一种是反思性的文学史叙述。作为历史建构的两种形式，前者强调在宏观的历史概括中进行命名与定性，建立一个具有总体性意义的历史框架，后者则强调从个别的历史时段、历史细节中进行历史叙述的突围，将既有的总体性的历史框架作为“他者”进行观照与反思。当然，反思性的文学史叙述能否成功突围，或者是否重新陷入某一个或另一个总体性历史框架中，只能是具体而论。 我们习惯把上个世纪的文学统称为现代文学或新文学，以区别于古代的旧的文学，这种区分源于1917年所肇始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1917)一文中提出“白话文学”的概念，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1920)一文中提出“新文学”的概念，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一文中提出“现代文学”的概念。这三个概念虽然表述形式不同，指述的却是同一个对象，因此三者之间常常有交叉混用的情况，重要的是这些概念相互应和，从语言形式到价值观念都标示出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古代的崭新的文学写作面貌：一种此后被文学史写作追认为“现代性”的文学。如果说上述诸文并不是历史写作，更多是以概念的更新和逻辑义理的推演为新文学进行命名与寻求合法性，那么，上世纪三十年代王哲甫撰述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以及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则成为了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第一次历史写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史的形式为新文学建立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学和现代性之间建立起了深刻的联系，并奠定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写作的重要传统，即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率领下的启蒙主义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影响深远，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仍然不乏回声，而且，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新文学的内涵与精神同样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框架：一种被称为“现代性”的框架。虽然现代性这一概念含义广阔且不无含混，具有多重的乃至分裂的面孔，[2]但几乎可以说的是，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指认为一种现代性的写作与发展，已经变成了文学史叙述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