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发表了《文学的根》，是为“寻根文学”的历史刻度。同年，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发表于《作家》6月号；郑万隆的《我的根》，发表于《上海文学》7月号；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发表于7月6日《文艺报》。张炜、郑义、王安忆、李锐等知青作家也都有相关文章陆续发表。随着批评界的迅速命名，“寻根文学”声势浩大地展开。这一年也是中国小说的革命年，文学观念的多元化格局迅速形成，冲击着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平分天下的旧有局面，紧随寻根文学之后，先锋小说和新写实文学几乎同时兴起。在这一次文学哗变中，由知青作家推动的寻根思潮是其中最强劲的一股美学风暴，主要作家都已经有著作发表，不少作品赢得了国家级大奖，拉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整体转向。而且，至今作品源源不断，以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高潮。今年，是“寻根文学”发动的第三十个年头，回顾当年的缘起与演进，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环节。 “寻根文学”的序曲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1980年《北京文学》第10期的小说专号上，颇费周折地低调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引起了出乎意料的轰动。1982年《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创作谈《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年，贾平凹发表了《卧虎说》，表达了对茂陵霍去病墓前卧虎石雕的激赏，借此宣告自己的艺术理想：其一是对汉唐恢宏文化精神的推崇，其二是对古典美学风范的感悟：“重精神，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从此确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还应该提到的是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八十年代初，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陆续发表了《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角公鹿》等以山林狩猎民族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顺应着整个民族感伤主义历史情绪的同时，也完美地表达了原始的自然观，以及瓦解过程中民族精神心理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以抗拒遗忘的决绝姿态引起广泛的激赏。回族作家张承志以《黑骏马》等中短篇小说，表现草原牧民的生活命运，以丰沛的视觉效果与饱满起伏的情感旋律，以及富于中亚装饰风格的精致语言形式，赢得众多的读者。他们无疑是最早的寻根作家，汪曾祺四十年代以现代派的前卫姿态登上文坛，经历了三十多年沉浮坎坷的历史命运之后，以对抗战之前原生态乡土生活的诗性回顾与风俗画的抒写，迅速完成艺术转身，接续起五四以后沈从文、废名、萧红一脉乡土文学的诗性挽歌传统，也衔接起中国叙事文学的多种文体。来自乡村的贾平凹，试验了各种外来方法之后，回身反顾重新发现了被自己抛弃在身后的乡土，在现实的激变中寻找回归自然母体的精神通道。他们直接启发了经典寻根作家们的美学自觉，而且，都以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与民族情感的独特心灵方式，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们的创作和历史的巨大转折同步。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历史迅速急转弯。次年高考制度改革，由推荐改为考试入学。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决定结束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重新评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道主义被重新阐释。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农村经济改革迅速铺开，实行联产承包制。城市经济的所有制有所宽松调整，个体户大批涌现。中美关系明朗化，政治外交全面解冻；设立特区，广泛引进外资，各大都市的空间由此迅速改观，涉外的大饭店大批兴建，不同肤色的人种混杂行走在主要商业大街，巨大的广告牌在街头闪烁。知青大批返城，带着历史的创伤与对新生活的憧憬，迅速进入一个新旧杂陈的世界。 经历了漫长的文化禁锢之后，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借鉴学习成为新的历史语境。国家大批派遣留学生，允许自费留学。外国文艺团体频繁来华演出，轻音乐兴起，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全国，外国电影占领大份额的票房。外国美术作品大批公开出版，梵·高的《向日葵》点燃了青年一代的如火激情。民办刊物《今天》创刊，《星星画会》短暂展出，朦胧诗在青年中流行，美术界率先寻根，袁运生的壁画引起争论……一系列新艺术的潮汛冲击着传统艺术的堤坝。外国文学大批翻译出版，特别是长期被封杀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解禁，卡夫卡、海明威等欧美作家成为最早的世界现代文学思潮标记，学习现代派的技巧成为艺术探索的主要趋向。1981年，《长春》(即《作家》的前身)发表了宗璞的《我是谁》，在“伤痕文学”的感伤潮流中悄悄开启了精神心理写实的向度与政治迫害中自我丧失的记忆。与此同时，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著作以各种方式再版，像出土文物一样从尘封的文学史中赫然涌现。而川端康成、辛格等东西方边缘种族的诺贝尔获奖者，则校正着中国作家的美学罗盘，克服了对欧美文学的迷信与盲目追捧。福克纳以故乡邮票大小的一块地方走向世界，更是鼓舞了中国乡土作家的文学壮志。特别应该提到198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同时出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如果说前寻根时期的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主要是在艾赫马托夫等前苏联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抒情象征中汲取诗性的灵感，而经典的寻根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马尔克斯与其他拉美作家的影响。毫无疑问，拉美作家把中国作家从俄苏文学的魔咒中解放了出来，也从文学的欧美现代化精神强迫中解放出来。文化人类学成为普遍的学科基础，宗教意识、生命哲学、叙事方式的借鉴等成为新的艺术革命向度。追寻民族生存之本、以生命伦理反抗文化制度的残酷压抑，对于民族民间原始思维的重新发现，拓展文学的表现领域，推进文学形式的变革，都冲撞着过于狭窄的旧有文学观念，形成一代归来者抵抗现代化焦虑的艺术反叛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