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寥仅仅说《玉君》——杨振声为何长期声名不振? 新时期以来，杨振声并未像许多老资格的现代作家一样重振声名，而仍寂寞无闻。虽然有些文学史也会提他一笔，偶尔也有研究者探讨他一下，如讲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提及新潮社员杨振声之名、论及初期小说创作时略说其小说《玉君》，但这往往并非为了杨振声，多是因了鲁迅对《玉君》的评价，至于杨振声此后之作为，则几乎从文学史里销声匿迹了。 比较而言，对杨振声的评述不那么蜻蜓点水的，是下述两部文学史著。 一部是唐弢主编、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该书对杨振声早期的小说创作成就有这样一段评述—— 文学革命初期，在小说创作上取得光辉成果的是鲁迅。在鲁迅等文学革命先驱者带动下，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等小说作者也在《新潮》渐露头角。……杨振声(1890—1956)的短篇如《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等篇，虽然都属速写式作品，却表现了“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进步倾向。一九二五年写作的中篇《玉君》，在人物创造和生活描绘上体现了作者“要忠实于主观”的创作主张，存在着过分“把天然艺术化”的缺点，但小说的情节曲折，文笔洗练，构思精巧，意趣盎然，使作品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 这个评述虽然采用了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观点，但有所修正而不乏肯定，较诸此前此后的许多文学史用笔之吝惜与粗疏，已算难能可贵的大方和中肯了。 另一部是钱理群等合著、1998年修订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不仅在讲“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新小说创作时，提到新潮社员杨振声在《新潮》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渔家》以及他稍后的长篇小说《玉君》(实为中篇小说)，而且还讲到了他在三十年代所写表现渔民生活悲欢的短篇小说《报复》《抢亲》《抛锚》等，并且特别强调说—— 有资深作家杨振声，其时主要精力虽已不再用于小说，但他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组织作用，使得他的创作精神远播，起到不断凝聚京派内部的作用。加上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个京派文学沙龙，把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作者松散地组织起来，几代的京派文人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朱光潜编)这些重要的北方文学报刊上，于是，京派虽无明确发表宣言或结社，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有别于左翼，又与海派对峙的一个鲜明的小说流派。② 如此明确肯认杨振声对北方文学的组织作用和精神影响，真是别具慧眼的洞见，只可惜这种看法并没有引起多少研究者的注意——真正引人瞩目从而被后来的研究者特别发挥的，乃是所谓几代京派文人雅集于文学沙龙、一道同风地致力于优雅文学之创造的匀质化观点。此后十五年来的京派文学研究，也就在这样一道同风的主导观点下顺利开展，而被树为京派文人典范的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朱光潜、林徽因等，赢得了学界热情持久的关注和趋之若鹜的研究，他们的选集、文集、全集接连出版，研究论著令人应接不暇。至于杨振声，则似乎仍是京派文学大观园里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人，只被顺带提一笔而已。关于他的研究专著，迄今只有一部孤零零的《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其作者季培刚也并非文学研究界中人，而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他编撰这部书可能缘于乡谊——季培刚也生长于蓬莱，是杨振声的小老乡——如果没有这份乡谊，则未必会有这部书吧。 推究起来，杨振声之所以如此被当代学界和文坛冷落，大概不外这样几个原因吧—— 其一，杨振声去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较早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俗语云，“人一走，茶就凉”，文坛和学界其实也难免这种势利眼，而研究这样一个较早去世的老作家，显然是既费事又“无利可图”之事，所以后来的学术界对杨振声的关注和研究自然也就比较的少了。其二，由于文学研究的重心长期局限于对文学文本的封闭性欣赏，因此对杨振声在推动新文学运动以至新文学教育方面的贡献等，也就不免忽视了。其三，除了早期的中篇小说《玉君》外，杨振声的其他作品长期散佚于旧报刊，直到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该书编选颇下功夫，但限于篇幅和当时的条件，其实遗漏不少并且在校订上不无疏失，而此后坊间虽然也不断有杨振声的“选集”“代表作”“文集”“随笔”之类的书籍出版，但大都照抄孙、张之选，所谓因人成事、率皆无足多者。既然杨振声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如此不尽如人意，怎么能指望对他的研究有较好的进展呢! 而最后的却可能关系最大的，则是一个更为耐人寻味的原因，即当代学界精英的文学趣味之变化——近三十年来学院知识精英的文学趣味显然日趋唯美而竞赏风雅，所以他们日渐偏爱京派主流文人的精致丽靡之诗文、风雅作达之风度，可谓啧啧叹赏之不暇、津津乐道之不足，至于像杨振声这样始终严肃坚持为人生的文学宗旨、不愿“咸与风雅”的作者，则成了京派文学大观园里的另类，故而不被当代学界精英所看重，不也在意料之中吗?最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京派的扩大化叙述已成不可抗拒之势，作为过来人的萧乾则在犹豫不定中肯定了一点——1933年后实际并无公推的“京派领袖”，如有“应是杨振声”，③但京派研究者却对萧乾的这个肯定置之不理。应该说，学界如此忽视杨振声在京派中的地位，这也在无形中“反证”了杨振声与京派阵营之间若即若离、未尽一致的复杂关系。 事实上，当京派被扩大到涵盖整个北方文坛，则萧乾所谓京派领袖杨振声也就等同于北方文坛的领袖了。的确，不论就其个人的文学成就而言，还是从他对北方文坛的组织以及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推动而论，杨振声都是卓有贡献的北方文坛健将、非比等闲的现代文学角色。 三十年的坚持与拓展——杨振声的创作历程及其成就 纵观杨振声的创作，总量虽不算大，却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始终，而且写作态度严肃、不断有所拓展，在小说、散文、批评等各个方面都颇有贡献和建树。如今回头看，杨振声从“五四”新文学先锋到北方文坛健将，踏踏实实地走过了一条持之以恒、不断拓展、颇有创获的路，这在同辈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因而特别值得后来的研究者珍视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