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就连美国普通百姓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最近的许多民意调查显示，有比以往更多的美国人——在某些情况下将近60％——相信美国的力量正在减弱。 换言之，相比面对20世纪50年代末令人害怕的原苏联技术优势、20世纪60年代末的越战泥潭、1973年的石油禁运、原苏联国力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前后的重新兴起以及困扰20世纪80年代末的各种经济问题——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确认的曾令衰落论者焦虑的五波浪潮，今天有更多的美国人担心美国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虽然许多分析人士都将美国人目前的焦虑归咎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两场旷日持久战争所造成的余震，但各种民调实际上反映出某种更加深刻和更加有力的东西——由世界形势和美国竞争地位变化所带来的、存在于美国人民心中的一种真实的、日益能感知的不确定性，他们觉得这比华盛顿的政策辩论参与者所感觉的更加紧迫。虽然普通美国人不是透过大国竞争或美国在国外的领导地位、而是透过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中产阶级收入增加的停滞不前以及对子女未来的深层次的和悬而未决的担忧的镜头来感知当今世界的。例如，最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子女生活将会比自己更糟糕的美国人占到了2/3，他们正在质疑经济增长和扩大机会的承诺——美国梦的实质。 这种焦虑是真实的，有着正当的理由，并成为大部分公众支持从世界撤离、收缩支持的理由。但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参与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无法躲避这个世界。相反，它必须参与竞争。而且要是表现出色，那不仅能够恢复经济健康，而且能够恢复长远实力。那种恢复力将会让美国人拥有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以及让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所需的方式上占主导地位的能力。 遗憾的是，对于美国为了复原和参与竞争而实际要做的事情，目前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缺乏冷静的评估。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尚未仔细地研究这种数据并客观地分析全球范围内的根本性转变及其对美国的竞争地位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为长远维持美国力量所必需的步骤也没有展开辩论。 许多外交政策专家似乎相信，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主要是一个意志问题——美国如何选择在国外运用力量的问题。甚至就连奥巴马总统——他在更多时候常被指责是美国衰落的一位预言者而不是美国未来的一位支持者——最近也断言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他接着说，问题是“不是美国是否处在领导地位，而是她将如何引领各国”。 但若没有实力，意志将是毫无用处的。美国如果希望国际体系继续反映其利益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全球性公域获得保护、开展广泛且大量的贸易、大国间武装冲突受到管控的体系——那就不仅需要维持决心，而且需要维持相对的力量。反过来，那将需要承认如下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全球的力量和财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转变，且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美国所面对的许多挑战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漏洞而加剧了，其中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那些漏洞正在减少美国的行动自由及其影响他国的能力，而且速度和范围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保持美国的国际地位将要求它恢复自身的经济活力，而且现在就作出在未来几十年将产生效益的政策选择。美国不得不优先考虑并采取行动。幸运的是，美国比任何其他大国拥有更大的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部分是因为它的许多问题并未超出其解决能力的范围。但这个复兴过程必须首先从分析美国竞争性地位并认识到美国人所面临局势的严重性入手。 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是一个事实。200年里头一次，大多数经济增长发生在发展中世界，而且那种转变——全球化的一个功能——的发生速度是难以揣测的。1990年，只有14％的货物、服务和资金的跨境流动源自新兴经济体，今天则将近达到40％。近至2000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10；仅仅14年之后，两个经济体已经旗鼓相当了(至少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这种转变重新安排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历史反常的东西：过去150年跨大西洋的主导地位。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站稳脚跟后，世界“经济重心”才十分明确地转向了欧洲和美国，它们自此之后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现如今，这种经济重心转回亚洲，而且它是以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速度转回亚洲的。 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尽管各新兴经济体遇到了增长的障碍，诸如印度普遍的腐败现象。例如，根据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以及经合组织的报告，新兴市场的消费已经使得美国的消费黯然失色，而且到2030年，亚太地区国家中产阶级的开支有望超过北美地区中产阶级开支将近6倍。 美国的财富按绝对价值计算并没有缩水——而且继续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但同潜在对手相比，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失去威力。虽然欧洲和日本要对发达世界许多地区丧失相对经济实力负责，但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也已经放缓下来，增速低于传统的增长率，不断恶化的生产率增长在美国经济放缓上起了特别大的作用，生产率每年下降约0.5％，《金融时报》已将达称之为一场“生产率危机”。对此负有责任的包括一系列因素，包括美国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下降以及分配给研发的资源的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