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农民工市民化的口号已喊了多年，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决策者和学者都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因此把焦点都放在如何放开城市户籍限制，包括如何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等。中央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安家落户，并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的具体目标。笔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个综合性、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局部改革或单兵突进是不可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我国市民化之所以进展缓慢，不仅是城市户口迟迟没有向农民工开放，更重要的是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没有到位。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只是农民工市民化系统中一个必要的环节，而不是全部。譬如，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放松城市户籍限制，接纳农民工为城市居民，而是要从全局、整体的角度消除阻碍人口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自由流动和自由迁徙的一切制度限制，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限制，包括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限制。此外，农民工市民化也不仅是一个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而且还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因为农民工在农村还有承包地和宅基地，这些土地在农民工市民化中如何处置，也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本文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同步推进，并从农村集体成员的角度入手提出改革方向和实施路径。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新阶段 农民工是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特有称呼，是中国国情的特有现象，在国外不存在这种情况，在英语单词中也找不到农民工这样的词汇。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基本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因此，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描述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也是一个农业经济形态向工业经济形态不断演进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说，农民在实现职业转换的同时，也实现了身份的转换和地域的移动。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劳动力转移过程被分成两个独立的阶段，即农村劳动力首先是实现职业的转换，然后再是身份的转换和地域的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不断转移，前一个阶段已基本实现。能够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出来了，现在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无法转移出去。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止到2013年年底，我国有2.69亿农民工在从事非农业工作，其中1.66亿人是在异地务工经商，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达到62％。在异地转移人口中，跨省转移的有7739万人，占异地转移的46.6％。在地级以上城市务工经商的有1.06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3.9％。新生代(1980年后出生)农民工有1.25亿人，其中异地转移的有1亿人，占外出务工新生代的80％。这表明我国异地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中大部分是青年人。此外，在1.66亿异地转移人口中举家全迁的有3525万人，占异地转移人口的21.2％，这也是个不小的比例，这部分农民家庭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 但是，这2.69亿农民工的身份仍然是农民，这1.66亿异地转移的农民工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仍然不能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不能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所在城市提供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客观原因是农民工所在城市财力有限而无法承担这么沉重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观原因是来自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与农民工共同分享城市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因此不愿意为农民工转城市户口。例如，珠三角地区为农民转户的条件极为苛刻，只有极少人能够成功办理城市户口，如广州，在2010—2013年间，农民工上户口的人数只有9000人。东莞每年农民工办理户口的人数至多也只有一万多人，而2012年只有6000多人。深圳多一些，2010年农民工转户的只有3200人，2011年上升到1.4万人。[1]这些入户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较年轻、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高者。他们实际上并不增加城市的财政负担。对少数农民工发放城市户口，并没有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30多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累积起来的城乡不平衡问题已越来越突出，而且政府掌握的财力也越来越雄厚，已到了非要解决农民工身份不可的时候了。从决策层面讲，2008年以来，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到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提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决定，中央对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心越来越大，方向和目标越来越明确和具体。因此可以认为，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那些长期制约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障碍将会被消除。笔者相信城市的入户大门不久将会向农民敞开。接下来，问题已经转到另一方，即作为市民化的主体，农民是否愿意进入城市大门将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二、土地制度改革将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已在城里务工经商多年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和举家全迁的农民工，大多数愿意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不想回到农村。这已被一些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调查所证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一份调研报告对7000多名农民工的市民化调查发现，80％的被调查对象愿意定居城市，即使不对他们放开城市户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愿意定居城市，被调查对象中有91％的人愿意定居城市。[2] 农民工愿意在城市“安家”，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在城市“落户”。我国许多学者对此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并不愿意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张翼对12万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在不预设条件的情况下，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群体中只有20％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中也只有24.6％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但如若让农民工放弃承包地来换取城市户口，则90％的农民工不愿意转为城市户口。[3]还有其他类似研究都证明了农民工转户的意愿都比较低。例如，张丽艳和陈余婷根据广州、东莞、深圳的700多名农民工抽样调查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只有34.6％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而近65.4％被调查对象不愿意迁入户口。[4]卢小君和向军对大连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了调查，从459份有效问卷中得到的结果是，只有45.8％的农民工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如果要其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则迁入户口的意愿就下降到3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