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新一轮改革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总体设计和路线图渐次展开。 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根据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路线图。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了给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体制基础，提出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宏大任务。《决定》提出的336项具体改革项目中，大多是围绕着这一任务部署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的总体设计和战略部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改革就可以一帆风顺，因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改革必然遇到多方面的阻力和障碍。 第一，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中国过去照搬苏联模式，僵化、保守的苏式意识形态影响深远。虽然按照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但是现在很多人仍然尊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正宗，而且动辄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批评中国改革，以此来动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共识。虽然直接批评和质疑新一轮改革方案的人并不多，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也要注意，有些人其实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保护自己的特殊既得利益。所以，必须坚持来之不易的改革共识，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改革。 第二，来自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得到了现实的利益。但是有一类既得利益，不是从市场化改革得来，而是靠不改革和反改革得来的。具体地说，就是靠手中的配置资源的行政权力发财致富。从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案例可以看出，贪官污吏在不改革中获得了惊人的特殊既得利益。这些人当然会想方设法对全面深化改革设置各种障碍，或者极力扭曲改革措施。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而精致的体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为了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一些国家花了几百年。甚至有人说花了上千年的时间，从公元1000年左右就开始了。中国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自然会发生知识准备不足等问题。 第四，现实的社会经济困难。因为过去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国经济积累起来很多实际的困难。现在要推进改革，就要直面这些现实困难，妥善加以处理，不可能“绕着红灯走”。 总之，我们必须对改革实际推进的难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自旧的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不仅有很雄厚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以“左”的意识形态“拉大旗作虎皮”，气势汹汹，没有巨大的政治勇气，是很难冲破这些阻力和障碍的。 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件非常繁重细致的伟大工程，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所以需要巨大的智慧。这种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专业能力。比如说搞利率市场化，就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要有专业能力；一个是操作艺术，因为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很多，如何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就要讲究工作技巧和处理方式。 二、如何应对现实经济困难 毋庸讳言，当前经济环境下推进全面改革存在着一些挑战。现实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加剧；第二，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GDP增长乏力；第三，产能过剩，企业销售不畅，部分企业资金紧张，甚至发生资金链断裂；最后，所有这些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则是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金融风险加速积累。这也是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最大威胁。 对于如何化解风险，业界和学术界有两种基本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升GDP增长率。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中国的优势就是拥有强大的政府，完全可以依靠政府主导的刺激政策和大规模投资维持十年二十年8％以上的高增长率。采取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拉升增长率，但是它势必减弱改革的动力，妨碍效率提高、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而且货币和资金的大量注入，还会导致国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进一步提高。 国民资产负债表有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另一部分是各级政府资产负债表，再一部分是企业资产负债表。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本质上也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在西方国家，主要是家庭资产负债率高和政府资产负债率高，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经过几年调整以后情况较好。 和西方国家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家庭资产负债率并不太高，但是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相当高，总额据说达到二三十万亿元。 更高的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目前国民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增长得很快，已经占到GDP的250％以上。国际经验表明，在负债率过高的情况下，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很容易引发危机。 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都在去杠杆化，恢复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但是，中国却在不断地加速杠杆化，因此，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也逐步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