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5-0073-09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艺政策的研究①，大多侧重于揭露其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高压手段，诸如查禁革命书刊、封闭进步书店、迫害左翼人士等等。这种分析固然不错，但却多少忽略了历史的另一面相。实际上，国民党当时的文艺政策包括了破与立两个层面。所谓“破”，便是上述对革命文艺的“围剿”扼杀；而所谓“立”，则指建设他们自己的文艺，企图从左翼那里夺回文艺话语权。对此，陈立夫曾一语道破：“我们在文艺上的对象是共产党。我们一方面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消灭，一方面要用文字来做思想上的斗争。”②鉴于学界对后者关注较少，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三民主义文艺运动的登场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虽在组织上对共产党造成了重创，但在文艺领域仍无法与之抗衡。“一大批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革命策源地’，从海外，带着满身尘烟，陆续聚集到上海”③，创作了大量的左翼文学作品，在文坛的影响日益扩大。蒋光慈在1928年曾描绘：“所谓革命文学的声浪，日渐高涨起来”，“革命文学成为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不但一般急激的文学青年，口口声声地呼喊革命文学，就是一般旧式的作家，无论在思想方面，他们是否是革命的同情者，也没有一个敢起来公然反对。”④此言容有过当，却也生动反映出当时左翼文学汹涌澎湃之盛况。 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文艺人士深感忧虑。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劲敌，已换了所谓意识的赤化战具的普罗文学”⑤。于是，他们不断呼吁当局应当尽早“颁布一个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使文学知所趋向”⑥。正是基于这种呼声，1929年6月3日至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部长叶楚伧的主持下召开全国宣传会议。会议检讨了国民党宣传工作的缺陷，认为以往文艺宣传“散漫而不统一”。为克服这一弊端，会议通过《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做出如下决议：第一，今后要“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第二，要“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⑦。这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企图破立结合、双管齐下的解决思路，而且尤其重视“立”的方面，将之置于首位。该案还明确规定以“三民主义文学”为“本党之文艺政策”。 上海是现代文坛的中心，因而成为国民党争夺文艺话语权的前沿。1930年4月，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徵在第一次全市宣传会议上便提出：要扭转左翼文学盛行的局面，“除消极方面的取缔以外，根本方法，尤在我们自己来创造三民主义的文艺，来消灭他们”。显而易见，他这一讲话是对上年全国宣传会议精神的积极响应。这次会议还通过《如何建设革命文艺以资宣传案》，要求各区党部的宣传刊物应“尽量刊载革命文艺之理论及创作”，市党部宣传部也应着手编辑革命文艺刊物⑧。 缘是，在一些国民党文艺人士的呼吁下，经过中央与地方宣传部门的确认和推动，三民主义文艺运动粉墨登场了。在国民党掌控的一些报刊的文艺副刊上，陆续出现了一批宣扬三民主义文艺的文章。它们纷纷抨击左翼文学，要求把文艺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在这些副刊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上海《民国日报》副刊“青白之园”与“觉悟”，以及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大道”与“青白”。其中，“青白之园”的负责人、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许性初曾直言不讳地交代了创刊的初衷：“我们因为感受到国内共产党文艺宣传的嚣张和一般趣味文学的无聊，想在这层层夹缝之中为革命文学开辟一道新的出路。”⑨这不啻公开表白了反对左翼文学的立场。 然而事与愿违，这场三民主义文艺运动在推出不久后就迅速退场了。仅仅隔了几个月，当初满怀豪情的许性初就十分失望地承认：“我们这般向无深切研究而便要为革命文学建筑新出路的小子……努力于今的结果，除见园门日益冷落，园景日益萧条外，简直找不出一点足为我们满意的”，“五个月以来的努力所收获的是些什么？既没有达到共产党文艺宣传的那样‘猛烈’的精神，同时更没有趣味文学那样的程度，这是多么一件痛心的事实”⑩。曾参加过1929年全国宣传会议的金平欧在一年后也写文章说：“我们知道三民主义的文艺，在一年前的全国宣传会议里，即有人提议，而且经大会通过。可是到了现在，只有少数人发表关于提倡三民主义的文艺的论著。而实际上去努力三民主义的文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11)由此可见，国民党推出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既未能对文坛造成强烈冲击，也没有产生出一批具有相当数量和水准的三民主义文艺作品。究其根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缺乏充分的理论建构。要执行三民主义文艺政策，首先必须确立三民主义文艺理论，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束手无策。叶楚伧虽一再强调“建设三民主义之文艺乃是目前至为重要的工作”，但对什么是三民主义文艺和怎样建设，他也没有明确解释，只是一味强调：“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文艺。三民主义文艺，就是三民主义。”或者笼统地表示：“要以三民主义之思想为思想，思想统一以后，三民主义的文艺自然会产生了。”(12)这样绕口令般的、对实质问题避而不谈的阐释显示了其理论的无力。这自然无法指导运动的开展，使之仅停留在空喊口号的鼓噪而已，以致当时便有人抱怨：“三民主义底文学在一般先觉的同志和进步的报纸中，已在努力着了，但是如何地脆弱无力与慌乱踟蹰呀！他的慌乱惶惑、脆弱无力……最大的原因却在没有他的中心底理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