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4)05-0053-11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4.05.005 对外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一个新的文化幽灵即大众文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何认识评价这种现象则是中国人文学者30年来的热门话题。其思想资源多为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方面与人文知识分子固有的精英立场相关，也与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现代思想中，法兰克福学派是特殊时期中国学界可得的仅有的大众文化思想资源。但在文化研究登陆中国后，人们发现，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持有相反立场，特别是约翰·菲斯克的拥抱大众文化的观点让中国学界顿感眩晕，不知所措，一时间争议纷纭，贬褒有之。菲斯克现象最重要的问题是，大众文化是否有积极的政治性？如何理解大众文化的政治性？本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在伯明翰学派早期，威廉斯还没有权力斗争的概念，还没有意识到文化是斗争的领地，这一点为汤普逊所批评。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国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视为权力斗争的场所，霍尔的三种解码模式首次提出大众解读的多义性，莫利、霍布森、洪宜安等人的接受研究证实了积极受众的存在。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菲斯克不再关注控制性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去除了霍尔的偏爱意义和莫利的偏爱阅读的概念，把积极受众推到极端，大力发掘和肯定受众的动力(agency)，推崇消费愉悦，这在西方学界遭到了诸多批评。在中国，因相悖于影响深远的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菲斯克的对立姿态在学界引起了诸多争议。 西方学界对菲斯克的批评，首先，是认为他忽视了文本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麦克盖根对菲斯克有过系统的批评，他把菲斯克的理论姿态视为文化民粹主义。所谓文化民粹主义：“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1]4而民粹主义情感，“它有一种支持‘人民’和他们的斗争的意义”。[1]14“文化民粹主义视普通百姓为积极的快乐追求者，并信任他们的判断的合理性。”[1]42麦克盖根认为，研究者偏爱受众阐释，但没有充分领会和理解文化消费的历史和经济状况，没有把问题置于权力的物质关系的背景之中，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使得文化研究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反而沦为其所批评的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力结构的同谋。麦克盖根申辩说，他理解与重视日常的意义的愿望，但是，若仅止于此，则这种愿望对形成普通人的间接经验的物质生活环境和权力关系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绝不是在提倡一种经济性的还原主义文化分析，然而，对经济决定因素的抛弃削弱了文化分析的批判力量。其次，是认为他夸大了文本的开放性。戴维·莫利批评菲斯克，一味追求观众的愉悦、爽(pleasure)，轻易地就落入了文化的相对立场。莫利引述德塞都的理论说，弱者能够拥有的仅只是战术，权势人物却能够掌握战略。观众所能够拥有的权力是重新诠释文本之能耐，但中央化的媒介机构却具备了话语权力，得以建构观众进行二手诠释的文本，这两种权力几无相当之处；若是认为两者能够相提并论，简直就是愚笨至极。莫利指出，文本当然没有任何直接的决定性，然而，我们倒也不应该就此天真地预设文本具有完全的开放性，不能以为文本有如默多克说的，是一个具有想象意义的购物中心，读者和观众自由自在地穿梭其间，任意挑选符合他需要的东西。[2]最后，是认为菲斯克忽视了消费的被动性。丹·拉佛说，我们能够选择不去看电视节目或不去看一部电影，但是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在电视上或电影院想看什么。[3]说到底，媒介文本是资本结构所提供的，消费者只能在这一结构中运作，这本身就具有限制性。尼克·斯蒂文森(Nick Stevenson)的批评具有总结性，他指出菲斯克的理论存在五大缺陷：(1)对于结构了符号形式的接受的体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2)他的观点排除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3)他的大众出版的观点排除了对于实际内容的任何具体的调查；(4)对于公共领域的碎片化的政治重要性，他缺乏批判性的概念；(5)他不断地以自己对大众文化的阅读代替受众的阅读。[4] 西方学界对菲斯克的批评，大多认为菲斯克忽视了媒介文本和受众接受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限制性，夸大了文本的开放性和阅读的能动性。西方学界对菲斯克的这些批评，似乎文不对题：首先，学术研究有焦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菲斯克并非忽视社会的宏观结构，而是没有着眼于社会的宏观结构，他的研究对象是大众文化本身；其次，最重要的，是大众文化是否有政治性，是否有积极的政治性，这种积极的政治性是否有社会意义，西方学界显然没有直面菲斯克提出的问题本身。 相比西方学界对菲斯克的深入批评，中国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大多数文章只是平面性的介绍，但这种介绍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此前在中国流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大众文化观是一个反驳和反思，对中国学界重新审视中国的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考视点。中国学界批评文化研究致力于小政治、身份政治和微观政治，这是对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政治文化语境缺乏同情性理解。在西方民主社会，宏观政治斗争不需要了，因为西方不需要反专制、反极权等解放大多数人的斗争，民主制度保障了阶级斗争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其他层面的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宗教、年龄等差异和权力分配产生的矛盾则是学术需要关注的。日常生活领域的解放并非要采取社会革命的剧烈形式，现代女权主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族群权力运动、同性恋者权力运动都是采取文化斗争的方式进行的，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和支配的自觉意识则是这种斗争的第一步。文化研究者的贡献，就是把日常生活之中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呈现出来，为人们提供一种差异感，从而为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做准备，菲斯克就是这种有机知识分子。有中国论者批评菲斯克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这种批评是错位的。菲斯克重点是阐释接受者的意识，而非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不同于也不能代替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分析，这个问题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野，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菲斯克、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人当然不会如学界指责的那样：无视结构，不谈结构，回避结构，他们深知资本主义结构的实体性存在。但是面对结构，菲斯克看到和强调的是，人们首先必须有能动的改变意识，如果缺乏这种意识，结构的变革是无希望的。菲斯克在寻找改变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霸权阶级，因为权力阶级只能是保守性的，他们要维持现状，这种力量只能来自对抗性的阶级，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社会的控制和反抗无所不在，抵抗的力量提供了社会变革的希望。中西学界批评菲斯克缺乏结构观点，我认为这是站在结构主义社会学立场导致的思维局限，其错误有如下三点：一是阶级轴线不足以解释当代复杂的大众层理，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二是用民主社会已有机制去反对政治经济控制，而文化控制的复杂性需要关注；三是结构的颠覆是宏观的，它建基于微观政治的大众实践，而大众文化正是大众构筑的文化资源，是反抗宰制性意识形态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