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6-0057-10 一、全球史观下新的思考 在19世纪后由西方所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人类思想的中心，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其根据是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都是由西方人所确立的。西方所以取得现代化的显著成就，获得这样的地位，那是因为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传统。文化的优越导致了发展的优越，文化的先进导致了社会的先进。这样，西方文化的这种地域性的经验就成为全球性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为全球各类文化的统一表述。西方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榜样：希腊、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西方的道路应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应成为全球所有国家的制度和的理念。于是就有了目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东西之分”、“现代与传统之别”的二元对峙的模式。东方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西方代表着现代，东方或者非西方代表着传统。这样东方或者非西方国家如果希望走上现代之路，就一定要和传统决裂，就一定要学习西方。“化古今为中西”，只有向西方学习，走西方之路，东方或非西方国家与民族才能复兴。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念，也有不少经验和理念的确值得东方去学习，但中西对峙、现代与传统二分的模式显然有着它的弊端。仅就历史而言，这样的思路美化了西方的道路，把西方文化与精神发展史说成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历史，把在漫长历史中阿拉伯文化、东方文化对其的影响与贡献完全省略掉了。特别是西方在启蒙时期的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完全看不到了，当然同时，自大航海以后西方在全球的殖民历史以及对其他文化的灭绝与罪恶也都通通不见了。从全球化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有问题的。 弗兰克和吉登斯认为：“当代世界体系有着至少一段5000年的历史。欧洲和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升至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前的一段也许是短暂的一事件。因此，我们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主张人类中心论。”①世界的历史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西方的强大只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这种强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断地向东方学习。在希腊时期“对俄耳蒲斯(Orpheus)、狄俄尼索斯(Dionysus)、密特拉斯(Mithras)的崇拜充斥着整个希腊——罗马世界，这说明在耶稣之后的若干世纪里基督教学说和信仰很有可能与印度宗教共享了一种遗产。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关于孰先孰后的疑虑很难决断，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即任何试图将西方剥离出东方传统的行为都是一种人为的划分。”②文艺复兴前几百年中，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艺复兴启始阶段就是意大利人学习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中翻译回他们已失的经典。在佛罗伦萨的顶楼上发现了希腊文献的手稿以后，文艺复兴的重点才回到意大利本土。③“就连像弗雷德里克·特加特这样的一些西方史学家，早在数代人之前业已批判过‘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主张撰著单一的‘欧亚地区’史。特加特1918年指出：‘欧、亚两大地区是密不可分的。麦金德曾指出过：若视欧洲史附属于亚洲史，即可非常深刻地认识欧洲史’……史学家们的老祖宗(希罗多德)认为，欧洲史各时期均留有跨越将东西方隔开的假想线而交替运动的印记。”④有了这样一个长时段、大历史的全球化史观，有了对西方文化自我成圣的神秘化破除，我再来讨论16-18世纪启蒙时期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⑤ 二、关于18世纪欧洲中国热 关于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在启蒙时期的相遇，要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讲起，“任何试图弄清楚欧洲和亚洲思想会面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在这一语境下展开”⑥。 从社会侧面来看，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就表现在18世纪的中国热。“启蒙时期正是中国清朝的早期和中期，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巅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花卉和重农思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⑦在社会生活层面，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将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的衣服、坐中国轿、建中国庭院、讲中国的故事作为一种使命的风尚。Chinoiserie，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法国当时对中国的热情。这“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各个阶层的欧洲人普遍关心和喜爱中国，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事，喜爱来自中国的事物”⑧。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研究的，来华耶稣会士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欧洲的不断出版，特别是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华耶稣会士的这些介绍儒家思想的著作，所翻译的儒家经典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高度重视。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而且他和来华传教士有着直接的接触和联系，他见过闵明我(Grimaldi)，与白晋(Bouvet)保持了长期的通信，出版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近事》，在礼仪之争中明确站在耶稣会一边，写了《论尊孔民俗》重要文献，晚年还写下了其哲学生涯中关于中国研究的最重要文献《中国自然神学论》。 从思想而言，中国思想在两个关键点上是和莱布尼茨契合的：其一，他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尽管他并没有很好看到宋明理学中“理”这一观念的伦理和本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他看到理的本体性和自己的“单子论”的相似一面；其二，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发展中，斯宾诺萨的自然神论开启了解构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学基础，传统神学将自然神论视为洪水猛兽。从此斯宾诺萨只能生活在阿姆斯特丹，靠磨眼镜片为生。莱布尼茨通过自然神论来调和孔子与基督教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是当时唯一重要的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拥有一门唯理学说，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教义并存”⑨。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解有其欧洲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他看到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是很明确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