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一致强调行政决策应当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并重，①同时应吸纳专家和大众的知识。②而行政实务界亦有同步发展的迹象，如政府在官方文件中反复强调行政过程应当结合“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以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③可以说，这种被政府、学界和公众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反映出我国各界对行政决策的一种交叉共识，即行政决策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之外，还应当符合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要求，由此，行政决定过程中引入专家和民众参与成为必要程序。 但是，在风险决定领域引入不同于专家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在理论上并非没有疑问。其中之一是：作为外行民众参与风险决策过程中有实际意义吗?毕竟，现代风险社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现代社会中风险决策必须依赖专门“知识”，依赖于专家们“特殊的认知方式、测量程序、统计调查”；④而普通民众，一般并不具备这种专业知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因“无知”而无法理性处理现代科技相关风险的民众，难道不会把我们的法治从“远离激情的理性”变成“恐惧的法”吗?⑤ 我国已经发生并仍在持续中的系列PX事件，特别是不久前的PX词条“保卫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种对外行民众参与风险决策过程质疑。 一、PX事件：从“民意的胜利”到“盲目的恐慌”? (一)事件回顾 2007年，厦门市发生针对PX(para-xylene，对二甲苯，一种化学品)项目的大规模群众抵制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政府最终决定将该项目迁出厦门。此决定受到媒体的高度赞扬，被称为“民意的胜利”。⑥之后2011年大连、2012年宁波、2013年成都和昆明先后爆发针对PX项目的系列反对活动。2014年3月，广东茂名居民对PX项目的抵制又一次成为热点新闻。在各地多次的PX事件中，2007年厦门事件的影响清晰可见：参与民众时常直接或间接援引厦门民众对PX的抵制来表明态度，各地政府方面则在实际行动上效仿厦门市的最终决定，纷纷向抗议民众承诺PX项目“一定搬迁”(大连)、“坚决不上”(宁波)或“在未达成广泛共识之前，绝不办理”(茂名)。厦门PX事件俨然已成“先例”。 在厦门PX事件落幕之初，的确有评论者对之寄予厚望，希望其可以成为一种政府与民众良好互动关系的范本，开启民众理性参与政府开放行政过程的新模式。⑦然而历史的实际进程却总是出人意料的。厦门PX事件作为“先例”的作用，看来并没有如研究者所期望的那样，体现在地方政府开放行政过程引入公众参与；而是令人失望地体现在民众对PX项目的抵制态度以及政府“一闹即停”的应对策略上。 应当说，各地民众对PX的抵制态度，看起来是始终如一的。只是媒体对其评价，从最早被赞誉的“胜利的民意”，转而成为后来受到指责的“非理性”⑧甚至“无底线的”⑨和“盲目恐慌”⑩。相应地，政府应对策略，即原本受赞扬的、顺应民意的“一闹即停”，也被批评为“不仅消损着政府的公信力，也浪费着不菲的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11) (二)问题关键所在 从“民意的胜利”到“盲目的恐慌”，这种评价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实际上，有两种紧密相关的信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与PX项目风险相关的信息。在厦门PX事件中，被广泛转发的手机短信称PX是“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但是，PX事件爆发后，企业、政府和相关专家通过各种途径反复声明，依据国际通行的专业标准，如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IPCS)与欧洲联盟委员会(EU)合作编辑的《国际化学品安全卡》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提供的致癌危险性评价，PX被界定为一种低毒化学品，并不属于人类致癌物。至于PX项目，其生产过程的确存在爆炸泄露以及工业排放污染风险，但与其他被广泛接受的化工项目相比，PX项目的此种风险并不更高。 其次是PX项目效益相关的信息。早在厦门PX事件中，人们就已经得知PX项目经济效益显著。随着一次次PX事件被热议，媒体上披露了更多行业相关信息：PX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基础化工原料，其下游产品不仅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建筑工程、电器电子、医疗卫生、机械制造等行业，也广泛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各种塑料制品和化纤原料)。这导致PX项目需求强劲。中国在2010年即已成为PX最大生产国，但仍不能满足本国消费需要。更有报道强调，本国PX项目发展受阻的话会加大下游产业对进口的依赖。 然而，这些“权威可靠”的专业知识和“客观理性”的效益分析，似乎对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民众并不起作用。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仍然是“要健康不要PX”、“如果PX项目效益那么好厦门人为什么不要”等话语。于是，在同情抗议民众为主的各类评论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包括指责抗议民众“盲目”和“不理性”。若这些批评属实，则政府顺应这种“盲目不理性”民意的做法，其合理性自然也就令人生疑了。 在此，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在系列PX事件中成为焦点的PX是否剧毒致癌问题，并不是真正涉及科学不确定性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争议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关于风险，没有什么专家。”(12)他指的是，风险所涉及的不确定性问题，已经超出了既有科学知识的限度，在这里，专家和大众一样无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声称自己的决定比“一般民众”的决定更合乎(科学)“理性”。于是，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做出“符合科学理性”的决定，而是如何做出“公平的”决定。“对于如何做出(合乎科学)理性的决定来说，无知是一种障碍；对于如何做出公平的决定来说，无知却不一定是障碍”。(13)这种论证在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决策中，是言之成理的；但在PX事件中，这种论证并不能成立。因为这一事件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即PX是否剧毒致癌，并不是一个超出科学专家知识限度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争议的不确定性问题。因此，PX事件比那些真正涉及科学不确定性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分歧的事例(如全球气候变暧或转基因)更加尖锐地提出了如下问题：当公众意愿与专家(包括科学技术专家和经济分析专家)意见不一致，因而看上去“不理性”时，行政机关应当如何作出决定?进而，如果顺应这种与专业知识所支持方向并不一致的民意，是否会危及行政决定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