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4)06－0011－06 美国学者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在总结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之后，预测其中一些争论将在元层次(meta－level)上继续推进。[1]从2011—2012年国外重要哲学期刊发表的语言哲学论文重点讨论的问题当中，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指称理论的新进展，模糊性问题研究，语用学和语义学之争，语境论的新进展，语义随附性与语义倾向论，对反事实条件句的研究。 一 指称论的新进展 麦舍瑞(Edouard Machery)、麦隆(Ron Mallon)、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和斯蒂克(Stephen Stich)等人早在2004年就从直觉方面对指称论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观点为：第一，指称论需要考察在假定情形下某人对于名称指称的直觉。第二，“哥德尔反例”是克里普克反驳摹状词理论的核心，也是指称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实验，该反例主要表明经典分析哲学对命题知识的分析过程是有问题的。第三，近期心理学研究发现，东亚人和西方人在系统认知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指称直觉上也存在文化差异。[2]德维特(Michael Devitt)则在2011年发表的“实验语义学”一文中对麦舍瑞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把克里普克对名称的摹状词理论的反驳概括为三种论证：多余的必然性论证、丧失的严格性论证、无知和错误论证，并且在三种论证中存在着不同的直觉。通过对这三种论证的分析，德维特认为麦舍瑞等人夸大了克里普克论证假设情况下指称直觉的作用，因为克里普克反驳中最重要的指称直觉是借助于实例而非假设情况。同时，他们也忽视了三种论证中直觉的不同含义，因为在前两种论证里主要的直觉并非是“哥德尔反例”中语义学层面上的直觉，而是有关模态性质的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直觉。因此，德维特认为“克里普克的反驳可以在不借助于大众或哲学家们的指称直觉的情况下用经验性试验得到验证；但当我们在面临涉及语义的事物时，我们可以选择哲学家们的直觉作为我们的参考。”[3] 此外，拉米雷斯(Eduardo García－Ramírez)和萨茨(Marilyn Shatz)则从摹状词理论在实验观察中的合理性维度对指称论进行了研究。拉米雷斯和萨茨着重讨论了摹状词理论的三种主要形式：指示性摹状词理论、语义学摹状词理论、双重性摹状词理论，他们借助于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分别从婴儿早期词汇发展、认知发展和专名的记忆三个方面对摹状词理论提出了质疑，由此对摹状词在认知性(确定所指对象)和记忆(确定对象意义)等方面的作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拉米雷斯和萨茨看来，“名称的内容不等同于摹状词的内容，主体并不是借助于限定摹状词来确定名称的所指。因而对一个名称的储存和获取并不等同于对某个限定摹状词的储存和获取。”[4] 二 模糊性问题 模糊性问题主要关涉到语词的意义，大多数关于模糊性的讨论都集中在“类悖论”问题上。埃克伦德(Matti Eklund)分析了关于模糊性问题的研究近况。在他看来，模糊性是一种出现在“类悖论”问题中的聚合现象。具体说来，模糊性问题可理解为“一粒沙子不成堆。对任何的n，如果n粒沙子不成堆，那么n＋1粒沙子也不成堆。所以，数亿粒沙子都不成堆。”[5]352对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埃克伦德认为可以分成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模糊性是不确定性的一种；另一种观点认为模糊性是一种不同种类的事物且严格意义上与不确定性无关；第三种观点认为模糊性不是不确定性中的一种但是却导致不确定性。”[5]355埃克伦德认为模糊性对语义表达来说没有一个终极的语义赋值，而是有大量的可接受赋值，因而就具有不确定性，而语境论者则认为模糊性表达具有普遍的语境敏感性。埃克伦德在此介绍了语境论如格里诺(Greenough)对此的解决方式：“一种是认识论路线，即只是坚持模糊谓词在语境中有清楚的界限；另一种是采用某种高阶模糊性，即声称元语言是模糊的。”[5]360 夏皮罗(Stewart Shapiro)在其《语境中的模糊性》(Vagueness in Context,2006,Oxford)一书中对高阶模糊性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严格意义上没有所谓的高阶模糊性，所谓的高阶模糊性事实上是在不同谓词中的普通一阶模糊性，是一种有关模糊谓词的临界个例的模糊性。博布青(Susanne Bobzien)认为，夏皮罗通过消除方式对临界个例论证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消除前提，夏皮罗没有罗列出临界个例比如‘临界秃顶’的意义成分；另一个是对临界是一个元语言的表达并未给出清楚的解释，例如对‘临界F’的解释就是非引证性的。”[6]因此，博布青认为夏皮罗的临界选择作为用非引证性界定的元语言表达是不能成立的，并且与高阶模糊性现象相冲突。最后，博布青建构了一种按照组合性规则对高阶模糊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包含真高阶模糊性而且不会转向完全说话者的模糊性。 模糊性不仅是当代语言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它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心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运用科学实验特别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的方法对说话者的模糊性进行分析堪称当前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在以往对模糊性理论的研究中，往往把论据诉诸普通说话者对模糊谓词运用的断言中，但对这种断言的证实却很少在实验中展开。瑟楚克(Phil Serchuk)等人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工作，他们从三个方面批判了伯尼尼(Bonini)等人实验中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提供给调查对象的问题的假设前提；第二个方面是问卷中问题的模糊性；第三个方面是对结果进行分析时运用的不合适的统计方法。[7]瑟楚克等人重新进行了伯尼尼原来的研究并且与他们改进后的问卷结果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改进后的实验结果与伯尼尼等人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因此伯尼尼等人原来的实验可信度就值得怀疑。此外，他们又给出了有关模糊性断言的其他三种假设的研究实验：“第一种是假设说话者把P同绝对的P相混淆的实验；第二种是类的归纳前提中不同构想的相关说服力实验；第三种是模糊谓词与三种不同形式的否定性相互作用的实验。”[8]在此，瑟楚克等人为理解模糊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和广阔性的研究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