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4)05-0014-14 十九世纪德国学术思想界的师承关系十分复杂。这不仅仅在胡塞尔这里表现出来,例如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先是魏尔斯特拉斯的学生,后来又是魏尔斯特拉斯的学生科尼西贝格的学生;他在撰写教职资格论文期间是施通普夫的学生,也是施通普夫的老师布伦塔诺的学生。安通·马尔梯(Anton Marty,1847-1914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与弗雷格和施通普夫一样,都是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的学生,也与施通普夫、胡塞尔以及迈农一样,都是布伦塔诺的学生。 在与布伦塔诺学派成员的交往中,可能安通·马尔梯是除了布伦塔诺本人之外对胡塞尔最具重要而积极影响的哲学家。马尔梯是布伦塔诺最早的、也是最忠实的学生。他是瑞士人,在布伦塔诺于维尔茨堡大学任教期间成为其学生,在这里听布伦塔诺的课程有两年(1868-1870年)之久。后来马尔梯回到他的家乡、瑞士中部施维茨州,担任那里的州立学校的教授,并于1872年在这里担任牧师。两年后,与老师布伦塔诺的生活经历几近一致,他放弃了教职和神职,根据布伦塔诺的建议来到哥廷根大学,在这里随洛采学习,并于1875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关于语言起源诸理论的批判》。该论文同年以《论语言的起源》为题在维尔茨堡出版。也是在这一年他被招聘到新建的切尔诺维兹(原属奥匈帝国,现属乌克兰)大学任教。1880年他转到布拉格大学,并在这里作为正教授一直工作到其生命结束。他在这里曾两度担任布拉格大学的校长。 由于马尔梯的努力,布拉格在他居住期间逐渐成为布伦塔诺学派的思想中心。布拉格学派与当时由另一位布伦塔诺学生阿列克休斯·迈农所代表的格拉茨学派形成在奥匈帝国内部的犄角对峙之势:前者是布伦塔诺的坚定的、忠诚的坚守者与捍卫者,后者则是偏离的、独立的、隐瞒其布伦塔诺思想起源的“变节青年”①。除了偶尔会在维护布伦塔诺正统派时表现出激烈与“狂热”之外②,马尔梯本人在布拉格大学的生活是简朴而宁静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中。在其一生三十九年的大学教授生涯里,马尔梯总共开设过三十五次的心理学课程③。他的学生埃米尔·乌悌茨曾声情并茂地回忆说:“马尔梯每天在12-13点进行他的讲座:他说话缓慢,声音低沉,放弃任何修辞装饰,具备出色的教学技能。在讨论课上他对每一个评论都做出仔细的批评检验。参与者逐渐开始习惯斟酌他们的语词:真诚科学性的清纯凉爽气息吹拂着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课时,使它们处在高贵的氛围中。”④ 在布拉格的马尔梯学生中有约瑟夫·埃森迈耶(Joseph Eisenmeier)、阿尔弗雷德·卡斯悌尔(Alfred Kastil)、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以及埃米尔·乌悌茨(Emil Utitz)等一批后来卓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除此之外,布伦塔诺和迈农的学生、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蒂安·埃伦菲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也于1896年至1929年期间在布拉格大学执教。他们在布拉格城中的“罗浮咖啡馆”中两周一次地定期举行会谈,内容仅仅涉及布伦塔诺哲学。他们因此也被称作“罗浮圈”(Louvrezirkel)的成员。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文学家弗兰茨·卡夫卡。他于1902年旁听马尔梯的讲座“描述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受其语言功能研究的影响很大。但卡夫卡并未能够在马尔梯那里通过考试⑤。卡夫卡同样也听过埃伦菲尔茨的心理学课程。不仅如此,卡夫卡还定期参加“罗浮圈”的哲学家们的讨论,前后长达四年之久⑥。 马尔梯和布伦塔诺于1914和1917年先后辞世。但此后马尔梯的弟子们仍然维持布拉格布伦塔诺学派的活动,在卡斯悌尔与克劳斯的领导下,他们首先在1916至1918年间将马尔梯的短篇文章分三卷结集出版,而后在另一位布伦塔诺弟子、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塞里克(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年)提供的经费支持下,自1931年起编辑出版布伦塔诺的遗稿⑦。 马尔梯比胡塞尔年长十二岁,甚至比胡塞尔的老师施通普夫还要大一岁,在布伦塔诺学派中算起来应当是最年长的成员了。他与布伦塔诺的师承关系类似于与胡塞尔和布伦塔诺的关系:他们都听过布伦塔诺两年的课程,马尔梯在维尔茨堡,胡塞尔在维也纳,但两人都未曾在布伦塔诺指导下完成任何学位论文。 在1910年为马尔梯《对普遍语法基础与语言哲学的研究》(第一卷,哈勒,1908年)所撰书评的开篇处,胡塞尔曾对马尔梯的工作领域和思想风格以及他与老师布伦塔诺的关系做了一个出色的概括评价: 1875年,他以一部杰出的作品《论语言的起源》开启了科学生涯,从那时起,语言哲学的问题便始终占据了他的兴趣中心,他的许多论文(《论无主词命题及语法与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论语言反思、天赋论和有目的的语言习得》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一著作是献给他那才华横溢的老师及朋友布伦塔诺的。在人们所谓的“哲学观点”方面——因而不仅是基本的哲学信念,而且还有对待问题的整个方式,以及哲学发问和哲学方法的整个风格——马尔梯都受惠于他。只有在极度紧迫的情况下,马尔梯才在这种风格所允许的范围内修正布伦塔诺的观念。可以说,这构成了马尔梯作品的长处,但也正是其弱点所在;长处在于:整个理论,直至最具体的思想构架,都处于一个精心确立的统一观点的光照之中;弱点在于:这一光照只能照亮那些可以从这一观点所看到的实事。尽管有这一切严肃的努力,作者还是无法克服其立场的片面性,并且每当需要采取现象学(《逻辑研究》意义上的现象学)所预设的那种本质上全新的态度时,他就力不从心。但是我相信,恰恰是这种现象学态度才首次崭露出哲学起源问题的根本意义,并随之崭露出哲学之最终“奠基”的可能性。但我们或许不该因此而低估马尔梯作品的价值。众所周知,马尔梯的研究缜密而彻底,对于细微的概念区分和重要的同义词,他目光敏锐,他的(只是过于宽泛的)批判客观公正,因此毋宁说,在我们这个哲学思想混乱不堪的时代,无论人们是以逻辑学家、认识论者、心理学家还是语言研究者的态度来对待作者的理论,都无疑可以获益良多。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