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2000年作为全国性的社区建设的起点，那么至今这种大范围的社区建设实践已经正式进行了14年。①应该肯定的是，这14年的社区建设实践见证了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发展变化和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也“沉淀”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出现了阻碍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②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努力以及社会持续转型的大背景下，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开始由政府这一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发展，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居民逐渐成为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事务的主要力量。而除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之外，社区管理过程中“行政整合过度与社区自治能力不足”③的现实困境以及社区基层民主的发育，再加上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与推动，就使得“社区治理”开始作为治理理论应用的另一个领域受到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专业学者的关注。可以说，至少在学术研究的层面，目前对于城市社区的研究已经完成了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的话语转换。 无论是社区治理的理论规定还是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都要求社区党政职能部门、各种类型的社区组织、志愿者队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关心社区治理“事务”并成为社区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而要将这些社区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尤其是作为社区“主人”的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的存在和发育，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和异常重要的条件。遗憾的是，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对于社区意识的研究要么因注重居民个体的微观特征而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概括，要么只是在引介国外经典研究的基础上“泛泛而谈”，尤其是没有很好地将社区意识的研究与当下的社区治理结合起来，尚无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或者“价值”的探讨。所以，笔者设想的是，如果择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并通过实地考察，探究社区意识在基层社区中的真实存在样态并分析其背后的成因，进而将社区意识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探索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则不仅能够拓展社区意识的研究范畴，而且对于突破社区建设的现存困境以及促进社区的发展转型，也是大有益处的。 因之，笔者选择了天津市H和Y社区为考察地点，抽取两社区辖区内的32位居民为调查对象，以参与观察和结构式访谈为主要方法，获得了较为翔实的资料，根据既有研究和对调查资料的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首先，通过对社区意识的文献梳理建构其构成维度或者“结构”，以便为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提供理论框架；其次，依据调查资料，系统呈现社区意识在基层社区的真实存在样态并分析这一样态背后的社会成因；第三，将社区意识与社区治理结合起来，探析社区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潜在意义和时代“价值”。 二、社区意识的文献梳理和内容限定 古斯菲尔德（J.R.Gusfield）早在1975年就区分了“社区”（community）的两种主要用法，第一种是社区的区位和地理意义（territorial and geographical community），比如街坊、城镇和城市；另一种指涉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联结（relational community）。这也就是说，社区不仅是具有地理意义和实体意义的空间结构，也指称人际互动中的情感联系。实际上，当滕尼斯在19世纪末提出社区或曰“共同体”的概念时，是与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等观念组织起来的“冷冰冰”的机械合成体“社会”（society）相对的，他认为社区成员应该具有相对统一的价值取向，保持着精神上的结合。④而研究社区意识的学者大抵都承认，麦克米兰（D.W.McMillan）和查韦斯（D.M.Chavis）是研究社区意识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麦氏第一次给出了社区意识的经典定义，更是因为他较为系统地区分了社区意识的要素及其亚要素。1986年，麦克米兰提出了社区意识的定义：社区意识是社区成员对于所属社区的归属感，是社区成员对于所属社区及社区内其他成员重要关系的感知，是相信通过集体的奉献，社区需求都会得以满足和实现的共有信念。⑤ 从社区意识研究的侧重点分析，无论是国内的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一直热衷于讨论以下的问题，即社区意识的具体内容有哪些？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什么变量有助于增进个体居民的社区意识等。在麦克米兰这里，社区意识包含四个要素，分别是成员资质（membership）、影响力（influence）、需求的整合与满足（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以及共享的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⑥而在这四个主因素之下还有各自的亚因素。实际上，这一观点成为之后的学者在研究社区意识时经常参考的“蓝本”。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主要是通过定量方法分析特定社区的社区意识情形。美国学者早在1978年就设计出了包含40个条目的社区意识量表（Sense of Community Scale，简称SCS）并以此来探究社区和邻里层面的交际行为和交际态度；⑦同样是来自美国学者1981年的问卷调查表明，影响社区意识的最大负荷因子分别是预期的居住年限、社区满意度和通过姓名就可以确认身份的邻居数量。⑧而为了证明社区意识在社区生活中的作用，有学者在197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社区意识是个体居民奉献社区和增加社区满意度的“整体贡献者”，这项研究同时发现，那些具有较强的社区奉献精神和较高的社区满意度的居民将自己所在的社区看作是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特别存在”，比那些缺乏奉献精神和“满腹牢骚者”表现出对社区的更高程度的忠诚。⑨学者隆（D.Adam Long）和铂金斯（Douglas D.Perkins）认为社区意识有着包含地区和社会因素的多元结构，是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地区依恋（place attachment）和社区满意（community satisfaction）等因素高度相关的“合体”。⑩其实，美国学界在早期关于社区意识的研究中惯常地将其视为“社区情感”，而之后学者们对于社区归属、社区认同、社区心理意识等的表述，在其内涵上其实都可以统合于社区意识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