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离去的脚步已渐行渐远，弟子郁积于胸的怀念持续难平。或许正是体验到生命中如此敬重的亲人的亡故，才会激起对那些庸庸碌碌中已然忽略的问题的关注。连日来，我努力去读一些有关生命、灵魂等方面的书籍，仔细聆听苏格拉底临终前关于“灵魂不朽”的谈话，认真思索雷蒙·福斯卡独享的那种视同“天罚”的永生，还有尼萨的格列高利的“论灵魂与复活”……真正让我豁然开朗的还是帕斯卡尔对于生命的沉思。郑老师无疑是伟大的，他的伟大绝不是因其身体、地位、名望而显赫一时的“外观和表面的伟大”，而是源自其理智、精神与思想的“真正的伟大”。茫茫宇宙中，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可以轻易消灭的苇草，但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只有思想不会轻易死去，而且正是这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和全部尊严，成就着人的无限与永恒，甚至囊括整个世界。因此，弟子追忆先生的学术思想，以缅怀师恩，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之思体现了一位学者与一门学科、与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机缘。郑老师80年代初进入社会学领域，按照他自己的定位，“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承前启后、铺路搭桥的过渡性一辈的代表之一”。众所周知，1979年中国社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费孝通和雷洁琼老前辈的带领下，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终于走上恢复重建之路，恢复社会学“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要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费老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可见，方向和目标都很明确，恢复重建的社会学必须跳出西方社会学传统，立足中国实际，为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服务。这无疑便是先生多年来积极倡导的社会学“理论自觉”和“建设性反思”之路。 但是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究竟是什么？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基于此就会衍生出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派别。郑先生认为，对于一个刚刚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的国家，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场景，“迫切需要社会学家回答一系列社会有序运行和学科建设的问题”。他的回答便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这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提出就是基于对建国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文革”期间恶性运行状态的反思，再加上严复的社会学定义“研究社会治乱兴衰之由”的启发创造出来的。提出社会运行的概念，并把社会运行区分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三种类型，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探究社会运行的诸多条件、机制及其内在关联，也便建构起了先生的第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社会运行论”。这个理论的建构既传承了中国学术千百年来从“治乱兴衰”考察社会历史的特有传统；也没有背离自孔德开启的西方社会学所延续的“秩序与进步”、“结构与过程”等恒久的学科主题；同时该理论也直接规定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独特性质、规定了这门学科服务于我国社会现实的方向和主要途径。尽管该理论的提出一度受到质疑和批评，但是不可否认，在先生苦心经营的社会学学术共同体里，该理论已经成为基本一致的学术观点被一批批学生所传承和应用，无论微观层面的家庭社会学研究、社会角色与社会互动研究，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社区建设与发展、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无论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还是分支社会学的政治社会学、法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环境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等研究，在众弟子丰富多彩的学术创造中总能感受到社会运行论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寻求各领城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总是一种激浊扬清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社会变化开始在方方面面展现，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关系的疏离、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等诸多现实问题恰是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且必须作出解释的，这是一门学科的使命。全方位变革的时代需要总能产生它所需要的思想，先生1987年开始使用“转型”概念，1989年进一步提出“社会转型”和“转型社会”范畴，继而又提出“社会转型效应”、“社会转型度”与“社会转型势”概念并对之进行具体化和操作化。社会转型有别于体制转轨，确指社会结构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社会结构是社会中各种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或模式化的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社会关系中占有特定的社会地位，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原来由次级制度化结构如所有制、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等所规定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使国家与社会分离，体制外力量增强，自主性社会成长等。结构转型含括了中国利益格局、社会控制、文化模式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诸多方面的转型，由此建构起先生的第二个理论体系“社会转型论”。该理论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判断，构成了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或者说该理论本身也是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的概念以至于社会转型论的提出，同样面对一些质疑、批判甚至扭曲和误读，在先生看来，如果是“术语幼稚病”，那么纠正一下便罢了；但是对于附着于“广义转型论”之下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误导与扭曲则必须从学理上、政治上进行剖析，以正本清源，这充分体现了先生把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结合，不左不右、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和态度，也体现了先生敢于和善于坚持真理、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学者风范。先生曾在80年代末的一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的文章中讲道：“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此，也可以说，社会转型论的建构，正是先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 先生早就意识到，“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中，是两个重要的、会产生影响的基本理论”。果然如此，现在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社会转型等概念早已超越了社会学的视野，其理论解释力不断显现；同时这些术语已成为大众语汇，甚至官方的政策用语。套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理论贡献的说法：“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对于先生来说，这两项理论创造还只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之冰山一角，此后的“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研究则更具世界眼光，更加气势恢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