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学界泰斗”郑杭生先生于不久前离开了我们，但他所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行。本人有幸与郑先生共同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在此过程中，不仅领略了郑先生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面的新颖视野，而且聆听了先生的深刻见解，忆述于此，以飨读者。 一、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郑先生一直重视作为社会学学科基础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他曾多次提到，“史”与“论”是社会学学科的两翼，如果不深入研究学科的历史，一个学科就没有根基。“只有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立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因此，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一直是他的一个心愿，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列入他的研究计划，为此他组织研究队伍，搜集大量资料。资料以社会运行论为指导原则，分为七个专题：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治世的理想模式；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200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列入基地重点研究项目，进一步增强了他完成此项任务的决心和动力，组织撰写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一书。① 中国历史悠久、文献资料浩瀚，传统的社会思想又是以片段和非正式的方式存在的，这需要我们依据一定的研究范式，寻求一定的研究路径。在课题研究之初，郑先生就提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并明确提出治乱兴衰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导观念”，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②由此可知，郑先生试图提出的是一种“史论结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这个观点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和实践的凝练概括，也与社会学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 实际上，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肇始于民国年间。当时，社会学先驱们一边积极译介、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努力推动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本土化进程。较早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有郭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程伯群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世界书局，1937年）、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以及孙本文的《社会思想》（商务印书馆，1945年）等。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后，王处辉、陈定闳，以及余英时、杨懋春、张承汉、龙冠海和张德胜等学者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他们或注重于对历代精英思想家的思想轨迹的梳理，确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本研究理路和研究范式；或着力运用社会学理论视角与专业术语，展开对中国典籍文化的归纳、总结和解读，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思想，都对中国社会思想作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诠释。但是，这类研究大多是以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去研究和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缺憾。 在《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一书编写过程中，课题组贯穿了郑先生的思想，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视角，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转换，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这样，社会运行理论成为社会思想的内在架构，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成为社会思想史考察的中心问题。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吸收了一些最基本的社会概念，以动态的视角考察实践的过程，这样一种研究视野有助于克服研究中的弊端，从而呈现出一幅完整的画面。 所谓的新视野，是在继承发扬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的双向建构。之所以倾向于双向建构的立场，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社会学理论的关注视野及传统社会现实决定的历代学者的思维半径。社会思想是被社会学“发明”的。社会思想作为一种自觉知识，其自觉乃是事后建构的。事后建构说明，呈现在学科视野中的社会思想不是本然自有的，而是透过社会学这面镜子显现出新面目的。这样，“社会思想”中的“社会”着重是“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其思想是社会学视域中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思想。 我国社会学的发展，要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找到中国文化的特质，才能保证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在服务于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因为离开了民族的历史、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是不可能使学科得到真正的发展的。为此，在编写《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一书之前和过程中，郑先生发表了关于先秦社会思想的系列论文。③同时，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解释框架和分析范式，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进行开发，来分析诠释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进而使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混沌空间，在结构上清晰起来——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同一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在内容上具体起来——展示出历代思想家关于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思考和实践。④这样，该著作将社会运行理论与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融会，在结构与内容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呈现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新视野，也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步入新的境界。 二、社会思想史的新体系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材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决定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不能把所有思想和生活观念都纳入旗下、无所不包。这就面临着体系的选择与创新问题。思想史作为专门史，毕竟是以思想为研究主体、以思想发展为叙述的主要线索，所以，它必然要把历史上的那些能够推动思想进展的精英人物以及那些能够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的经典之作作为关注的重点，而把其它方面的内容作为次要方面或背景材料。这也是过去许多思想史（特别是思想通史）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的原因所在。同时，过去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模式是以历史进化论和现代文明观为视角，以“推陈出新”为主要线索，只关心追踪和叙述新思想、新制度、新风俗、新文化和新思想家。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思想史家习惯于把那些趋向现代的高明的思想，当作合理的思想，冠以“进步”、“发展”等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