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或人类活动的总和，历史学的使命是为了探索关于过去的真相。不过，越来越多的史家提出历史既有其本体性，亦有其文本性。换句话说，尽管历史学家们大都宣称自己的研究如何地接近历史的真实，但他们编纂的历史文本无疑都具有局限性，“(它们)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作者都是带着各自独特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的”。①台湾史的研究肇始于日本占领时期。总体而言，日本占领时期殖民者的台湾历史书写多以配合殖民统治宣传为其存在的基础。不过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设立后，以文政学部为主导力量滋生出较具学术性的台湾史研究分支，显现出若干与殖民者书写的宣传性历史不同的价值取向。②本文则拟透过对日本占领时期日人若干通史类台湾史典型著作的细致解剖，来尝试探讨殖民统治者的台湾历史书写脉络，了解其如何描述、解构台湾历史，并通过分析其对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叙事，揭示潜藏于背后的深层用意，展现日本占领时期殖民者台湾历史书写中的时代烙印。 一、台湾史之先声：从旧惯调查到史料编纂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沦为其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然而，早期日人对于如何统治这第一块殖民地，是缺乏经验的。日本政府内部曾讨论效仿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模式在台湾实施同化治理政策，但初期的统治毋宁说是在“以无方针为方针”的方式下摇摆不定。③与此同时，岛内不甘做亡国奴的台湾民众则奋起反抗日本殖民占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从滞台清军与抗日义军共同开展的反割台斗争，到日本占领初期的抗日游击战争乃至稍后的反殖民武装暴动，都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打击。为了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稳定殖民统治秩序，日本殖民者最初采取血腥的“无差别报复”乃至大屠杀政策，企图威慑抗日民众；后以招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方法，离间、瓦解抗日义军。不过，庞大的警察与军队费用支出严重拖累了殖民地地方财政，军事费与警察费挤占了殖民地经营费用的大多数，不得不依赖日本国内的支持，财政状态可谓捉襟见肘，悲观的日人中将台湾出售以摆脱沉重负担的议论一度盛行。④ 儿玉源太郎继任台湾总督后，启用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日本殖民政策发生了大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着眼点即是开始对台湾这块殖民地的重新检视，调整殖民政策，后藤新平将其概括为所谓“生物学原理”，其要点如下： 绝不能将比目鱼的眼睛当作鲷鱼的眼睛呀!鲷鱼的眼睛在头的两侧，而比目鱼的眼睛却在头的同一侧，虽然很奇怪，要像鲷鱼般把眼睛置放到两侧是不可能的。比目鱼的一侧有两个眼睛，在生物学上有其必要才如此的。要是非将所有的鱼类的眼睛都置放在头的两侧，是行不通的。这个概念在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统治台湾时，首先要把该岛的旧惯制度，以科学方式详细调查，顺应民情施治。不理解这个道理，就贸然地想把日本的法律制度移植到台湾实施的一干人等，就和想把比目鱼的眼睛换成鲷鱼的眼睛的人是一样的，都是不懂真正的政治为何物的家伙。⑤ 换言之，后藤新平开出的药方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因地制宜”，即一改往任自上而下贯彻实施的教条式的殖民政策，转而要求应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真正适合台湾社会的殖民统治方略。按照后藤的说法就是必须消除“徒有高尚理想却脱离实际的弊害”。⑥显然，统治台湾首先必须建立在对这块土地充分、翔实了解的基础之上，于是台湾殖民地史上最大规模的调查工作由兹展开，除了偏向政策性的土地、林野调查外，其中所谓的旧惯调查事业映入了人们的眼帘。 在后藤新平看来，日本在台统治尽管已历经数年，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吏也都了解一些当地的民俗风情，但新开展的旧惯调查绝不仅于此，“需要一定的专门家之探讨”。⑦为此，1901年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后藤新平亲任会长，先后延聘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织田万等加入其间。调查的内容为：“对于通行于台湾各地方或各种族(族群)间之旧惯进行统一或分类之调查”，包括“调查公私法方面一切旧惯，以为台湾恰当立法之基础；调查农工商经济相关旧惯，以增进台湾之长远福祉”。此外，还翻译介绍西方各国殖民地经验，分析其利弊得失，以供统治之参考。⑧ 除此之外，亲属继承、不动产物权、家族制度、祭祀公业等，均在调查之列。还有，为明了台湾旧惯之渊源而对全中国的扩大调查，其集大成者当属《清国行政法》(1910—1914年)全七册，被日人称为“全面而有系统地研究清廷制度之空前绝后的巨著”。⑨加上出于借鉴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经营经验之目的而翻译的译著，譬如《殖民地组织法大全》、《法兰西殖民法纲要》、《英法及其殖民地司法行政裁判制度》等，可谓洋洋大观。 如前所述，后藤新平主导开展的台湾旧惯调查事业，目的是为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但换个角度来看，则是“无心插柳”地累积了庞大的地方史料，客观上为台湾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另外，台湾惯习研究所主办的《台湾惯习纪事》杂志，亦记录了大量对前清遗老遗少、乡间耆老的访问，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族及民间信仰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⑩ 日据时期攸关台湾史的另一重要事件是1922年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的成立。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与一般意义的学术机构不同，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收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来的相关历史资料，包括关系文书、当事者经历及口述史料，最终目标是展示“统治之成绩”，“欲使台湾统治之史迹，垂于后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殖民当局的官方御用史料整理单位，其以“总督府”之名相冠，可谓实至名归。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曾计划编纂官方第一部台湾史，并草拟了《新台湾史》目录草稿，其内容大致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