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5-0034-09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它需要全面的社会动员和民众参与，而征收“救国公粮”就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动员方式之一。顾名思义，“救国公粮”是中共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向广大群众发出的统战号召，但在偏僻贫瘠的黄土高原，平衡好粮食的“军需”与“民用”又谈何容易，它一方面考验着中共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也测试着尚未稳固的党群关系。本文以1937～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为例，意在探讨这些尚未被充分注意的问题，从而揭示中共曾面对的治理压力及其调适过程，重新认识中共何以能够在延安时期实现了经济自给与政治复兴。 一、1937～1938：在“自愿”与“摊派”之间 1937年，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陕甘宁边区赢得了一段“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时期。国民政府承认了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使得这一阶段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对稳定，一是有国民政府定期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拨付军饷，二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可源源不断地到达边区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党委在1937年9月发出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号召后方群众支持抗战，自愿缴纳救国公粮。征粮在客观上是对边区财政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次广泛的政治动员，所以在首次征粮的文件中，中共就对救国公粮的“革命实质”进行了清晰的说明：“一、为了打日本、供给红军的需要，来征收救国公粮，是为了自救和救边区、救中国的最好办法。二、在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来征收救国公粮，是为一般民众所热烈拥护的。三、在统一累进税的原则下，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较少者或有特殊情形者免出，这是对公有利对民无损的最公道最进步的办法。四、有严格的征收条例，保证避免流弊的发生，使每一粒粮食都贡献于战争。”②随后8年中，救国公粮持续征收，成为每年边区党委和政府的例行工作。 与救国公粮征收工作同期展开的，还有刚刚起步的民主普选。所以在征粮中，边区党委同时强调要发扬民主作风，注意反复宣传，“应使人民自动提出‘拥护政府征收救国公粮’，‘缴纳救国公粮好打日本’；‘为了救自己、救家庭，都需缴纳救国公粮’；‘缴纳救国公粮供给红军抗战’等等口号来”③。依托于稳定的经济环境，1937年初次征收救国公粮时，任务总额仅为1万石，而且划定了年收粮350斤的起征点，在此基础上，“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④，只有在“合理负担”的前提下，才“欢迎”地主和富农的超额缴纳。 救国公粮既为“救国”，自然与抗战形势紧密相连。1937年秋，上海、太原相继沦陷，前方伤亡惨重，后方动员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同年11月22日，边区政府财政厅对征收救国公粮再发文件，重新进行部署，不但将1万石的任务总量针对各区县进行了拆分，同时强调“须用突击精神”。文中说：“过去因为没有数目字的目标去进行筹收救国公粮，使这一工作不能获得应有的成绩。现在为了迅速完成此任务，特重新规定一个数目字(笔者注：即各县的征粮任务)，以便各县区乡有标准的用革命竞赛的精神努力完成，并超过这一计划。”⑤为此，边区财政局特派征收公粮的“常驻人员”：县1人，大区3人，小区2人，有必要时，乡可组织3～5人的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同时，各级要建立相应的报告制度：区3天报告一次到县，县5天报告一次到特区财政厅⑥。在具体时间安排上，陕甘宁分区、关中分区等大区目标是2000石，要在12月底完成；甘泉、鄜县等9个直属县，任务从300～800不等，目标是在11月底完成三分之二，在12月15日全部完成⑦。这意味着，实际征粮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从结果上看，1937年边区政府征粮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不仅按时完成了，而且比原计划还超额完成42％。到1938年下半年，大后方学生开始大批涌入，边区开支大幅增加，粮食供应开始紧张，但因为财政收入相对稳定，购粮款项可以保证，所以政府采取了“部分征募，部分采购”的政策，征粮计划仍保持在1万石，最后也实现了超额征收，超额比例甚至高达59.6％。 虽然1937和1938年的超额比例是如此突出，但不应轻易解读为“群众热烈拥护、踊跃缴粮”。1937年边区政府发布的征粮细则规定：起征点是350斤，并且要按每人全年收粮数量而不是每家收粮数量计算，累进税率从1％到7％不等，但是“地主加倍、佃农减半”，欢迎超额缴纳⑧。设定这一起征点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贫下中农，但也意味着广大群众其实并不是缴粮的主体。尽管中共希望借此鼓舞广大群众的抗战士气，但是对于征粮干部来说，要认真无误地进行350斤的起征点核查，就必须大量走访，反复宣传。于是，在“三天一汇报”的征粮压力之下，一些干部把出路盯在了“富户”身上。据1948年西北财经办事处所写的回忆材料，“这一时期的粮食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部分靠征募，对象是地主、富农，先经干部动员，然后发动他们‘欢迎’，每次都很顺利的完成了。至于采购则分两种：一部分按需要量，各分区、县、区、乡以至于村摊派下去，向地主、富农以官价购买；另一种是派人从西安洛川采购，这都是轻而易举的任务。”⑨毛泽东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那时公粮偏重于富农地主的负担，中农很轻，一般贫民则全无负担”⑩，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少数富户是主要的征收对象，但征富户的粮，却未必是“轻而易举”的。在1938年从上向下所发的征粮指示中，“反对强迫命令，防止以多报少”的警告反复出现；而从下向上递交的工作报告中，“采取了民主方式、实行了合理负担”的回应也非常之多。这一方面暗示了1937年曾出现过强硬摊派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对富户征粮的难度在进一步增加。当时关中专属霍伟德向边区主席汇报工作情况时就写道：“在各种区中团体会议上，代表会议上讨论，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在登记时大部分是自愿的报粮，如赤水二、三区群众向富有者斗争，增加粮二、三次，直属四区湫坡头、赵庄人民的斗争更为热烈。”(11)可见，富户是在反复“斗争”后，多次缴粮，不断加码。尽管征收救国公粮这一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如果把矛头只对准富户，既不符合统战路线，也不利于政策本身的持久和稳定，为边区的党群关系埋下了潜在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