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张欣是编故事的高手，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由好几组故事交织而成，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许是这一原因，一些批评家就把张欣认同为琼瑶式的通俗作家。张欣的故事并不传奇，与日常生活相关联，以日常伦理构成矛盾，也许是这一原因，一些批评家也将张欣和张爱玲联系了起来。张欣小说的故事场景是都市，众多的人物也是在都市屋檐下忙忙碌碌的普通市民，也许是这一原因，一些批评家说张欣的小说是市民小说。当我们把这些说法都综合起来时，就会发现，张欣远远比这些批评家的判断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她既不是琼瑶，也不是张爱玲；既不是写言情小说，也不是写市民小说。张欣就是张欣，以上的种种借代式的评价虽然很鲜明，却恰恰中止了我们对张欣独特性的认识。我非常看重张欣对于当代都市小说的建设性努力。都市小说曾经是当代文学的软肋，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有人在倡导都市小说，但中国的都市小说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也缺乏一个良好传统的支撑，大多数出身于都市的年轻作家成为都市小说的主力，就因为缺乏精神准备和传统支撑，他们迷惑于无序而又急速的都市化现实中，停留于欲望化和物质化的情绪表现，更多只是提供了一面新都市生活和情感的直观镜子而已。张欣并没有沉湎于都市的纸醉金迷的物欲诱惑之中，尽管她面对都市的现实不会回避这一切，但可贵的是，她对那些在现实中被压抑的、被遗弃的、甚至被淘汰的精神性特别在意，比如她的小说始终有一种贵族气质在荡漾，这种贵族气质也许在张欣最初的写作中只是一种文化趣味上的无意流露，基本上还是一种感性化的东西。而随着写作的积淀，这种文化趣味逐渐凝聚成一种审美精神，一种人格范式。这一点在她最近两年内所写的《不在梅边在柳边》和《终极底牌》里表现得非常充分。 《终极底牌》是张欣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俟如她以往的写作风格，小说包含太多的情感因素，它能轻易地刺激人们的泪腺。我在阅读中也被江渭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这是一个关于担当的故事。江渭澜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也有着一个青梅竹马式的初恋，这些都是让人艳羡的幸福指数，当然，张欣给江渭澜身上所添加的幸福指数越多，其后来的命运变化就越感人。江渭澜年轻时提着一把小提琴参军了，他被分配去当工兵，每天就是打洞挖隧道。王觉是和江渭澜一起分来的新兵，两人成为好朋友。在一次塌方的事故中，王觉猛地推了江渭澜一把，自己却被暴风骤雨般砸下来的石头掩埋了。江渭澜抱着王觉的遗物来到王觉的家时，一种负疚之感涌上心头。他放弃了回家，甚至与家人以及恋人中断了联系，只身来到深圳打工，就为了挣钱帮助王觉的家人。后来他干脆娶了王觉的遗孀小贞，彻底顶替了王觉的角色。就这样，江渭澜与小贞相依为命，在艰辛的生活中也培育起爱情。我在此不厌其烦地复述故事，是想说明仅仅以江渭澜的故事就可以写成一部感人的爱情小说。但张欣并不是要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尽管小说中涉及多个人物的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还都能撩拨起读者的青春荷尔蒙，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材料都溢出来了；或者说，如果让一位通俗小说作家来处理的话，能分解成几个非常煽情的故事。然而张欣在意的是这些爱情后面的精神元素，因此她甚至担心读者就只关注小说中的爱情元素了，于是她不惜采取“犯规”的方式来引导读者的阅读——在将几个人物的爱情经历展示出来之后，张欣直接站出来说道：“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那你就错了。所有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对于张欣来说，江渭澜的爱情故事就是她的终极底牌。张欣将小说命名为“终极底牌”，显然她要用这张终极底牌在一场博弈中达到决胜的目的。这场博弈也是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教育问题。小说其实就是从教育问题开始的——作为重点的培诚中学引进了一位资深的语文老师兰老师，兰老师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有效。当然这种有效是针对学习目的而言的，我们的学习目的不就是考上重点大学，不就是在考试中得高分吗?现行的教育制度是作家们严厉抨击的对象，作家通过小说对中国的教育进行批判，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从鲁迅呼吁“救救孩子”开始，这种批判就不绝于耳。张欣对于今天的教育同样是持批判态度的，可以想象到，兰老师尽管出场充满了霸气，但读者似乎从这种出场里就可以预想到她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张欣为兰老师安排的结局甚至比读者预想的还要糟糕：兰老师的这一套可以大大提高升学率的教学理念竟然将自己的儿子都培养进了寺庙。在小说的结尾，兰老师再一次走上讲坛时，已经没有了开头的霸气。那么，我们还是从兰老师和江渡老师在教育观上的差异说起。兰老师认为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年代，应该对学生严要求，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这样才能让学生今后适应竞争的社会，否则只能培养出与时代既不对等也不匹配的学生。程思敏是兰老师的儿子，兰老师也把自己的儿子作为教育实践的标本，看上去她成功了，因为程思敏的学习成绩在全校也是一流的。但最终程思敏并不感谢母亲，他厌倦了学习，也厌倦了社会，就在“自招办”决定保送程思敏直接上清华大学的前夕，他却跑到寺庙里躲藏了起来。江渡老师并没有明确表达过他的教育观，但他的教学实践明显与兰老师不一样。他愿意与学生们交朋友，鼓励学生们了解书本以外的东西。最终，江渡成了去寺庙与程思敏见面的最佳人选。小说的结尾，培诚中学毕业班的同学们终于迎来了高考，但有意思的是，张欣交代了几位主要人物的去向，他们都与高考无关。或许张欣就是要告诉人们，经历了各种风雨之后，年轻人不再把高考看得那么重要了。当然，张欣最终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她知道不可能取消高考，她也知道不可能完全舍弃目前的教育方式。她只能让她笔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或者躲避到寺庙里，或者登上飞往英国的飞机。张欣用“夏天终于过去了”这句话结束了这部小说。但我想在张欣的内心里，夏天恐怕还没有过去，她还会为这些孩子们担忧。事实上，她既然认为她手里已经握有一张终极底牌，那么她应该果断地出手，她应该相信，她的这张终极底牌能够胜券在握。 很有必要仔细认识一下张欣的这张终极底牌——江渭澜这个人物形象为什么会让张欣如此看重?江渭澜应该属于与张欣同时代的人，他是在80年代初参军的，当他转业到地方时，大概正面临着90年代的社会大转型了，他放弃了体制内的待遇，下海经商，曾有过小的辉煌，但几次大的经济风险让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劣，江渭澜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因为追不回工程款不得不卖掉全家刚刚买下的新房子。也就是说，他一直处在拼搏和创业的艰难处境中，但他从来不悲观，默默地承受着一切打击，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坚韧地克服困难。当然这还不是江渭澜这一形象的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张欣赋予了江渭澜不一般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江渭澜出身于一个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从小学习小提琴，也爱上了小提琴。张欣以充满留恋和欣赏的笔调描绘江渭澜那一段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纯洁和优雅的爱伴随着他。这就是他与紫佳的关系，“他们亲密无间的一块长大，成为难得一见的金童玉女”，“点点滴滴都是不必言说的喜悦、爱恋，如春花秋月般自然天成”。正常的话，江渭澜在军队服役期满后就会回到他少年时代的大学校园，这里有他的恋人紫佳等着他。接下来不仅是美满的婚姻，而且也应该是诗情画意般的生活。但后来战友的牺牲就使他完全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张欣为江渭澜设计的前后冰火两重天式的人生经历，固然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但我以为张欣的主要用意还是要为江渭澜的精神内涵作出充分的铺垫。如果没有这一铺垫，我们也许仅仅把江渭澜当成一个让人同情和敬佩的底层人物来对待。然而张欣要让读者明白，江渭澜不是一个底层人物。他有着扎实的文化和艺术的准备，他在精神成长期就受到了精英文明的良好熏陶，因此也培育起他的高贵气质。即使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弯下了腰，他身上的高贵气质仍然会不时地闪现出光亮。比如有这样一个细节，江渭澜给一家白领搬家，看到这家的男孩子怀抱着一个小提琴琴箱，无意中问了他一句“会拉《野蜂之舞》吗?”这让这个男孩子大为惊异，他不明白眼前这个老司机“一身又脏又旧的劳动布工作服，握方向盘的两只手，手指头跟胡萝卜一样粗，怎么可能知道《野蜂之舞》?”更重要的是，江渭澜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了一种独立的世界观，具有一种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追求。江渭澜虽然承受的生活压力很大，他需要赚钱，需要获得物质上的实惠，但他又能够淡然处之，不会患得患失。他一方面知道“好人是最没用的，不当吃喝，现在说谁是好人就是一句骂人的话，无非是没用的意思”。但他又努力做一个好人，并教导孩子也要做好人，因为“做好人只是为了心安”，而且在他看来，“人生无所谓成功还是失败”，“人这一辈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安置好了”。这些精神并不是属于一般的底层的。说到底，教养和文明在江渭澜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他都能保持固有的品质。就像他对江渡所教导的：“读经典是给人生涂一层底色，此后就不怕五颜六色了，至少有了基本的品位。”张欣在叙述中毫不掩饰她对江渭澜这个人物的喜爱，她让他有着“一张天然的具备悲悯气质的脸”，让他说出的话使得思想颇为另类的高中生豆崩感到惊异，以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说出的话。我以为，张欣完全是把江渭澜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来塑造的，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有着不可磨灭的教养和文明。这其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的特征。但我似乎也感觉到张欣内心有些迷茫，她从情感上对江渭澜充满着敬仰，但她仿佛还没找到这个人物的准确定位，她知道，她所敬仰的人物不是那种敢打敢拼不服输的底层人物，也不是所谓的励志人物；但她同时也在贵族这个词语面前犹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