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消极结果还是积极结果，近世以来愈演愈烈的语言崇拜或曰语言拜物教，都不能被认为是语言转向(language turn)在有意无意间催生出的副产品，也不能被视作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发动的语言大发现(discovery of language)生产出的正宗后裔。以这种方式看待语言崇拜，无疑是穷措大在智力的逼仄之处贡献出的浅见俗识。中国古代从无“语言转向”一说，但我们的语言崇拜，丝毫不逊色于沐浴过“语言转向”之深恩厚泽的欧美诸国；各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咒语、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谶语、让人目瞪口呆丢魂落魄的隐语，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威力无穷、法力无边更兼吆三喝四，正明确无误地道出了穷措大之浅见俗识之为浅见俗识的根本理由。此中情形，恰如韩少功所说，在古代中国，“‘知言’与‘立言’是君子们的毕生使命。他们挟万卷经纶投入到伟大而艰难的‘文治’，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中国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者’。”①古印度似乎也不曾有过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大发现”，但仍然不妨碍我们倾听一部印度古经典的心声：“一切母音，皆当发之圆满而清刚，以为如是乃助富力神之力也。/一切齿音呵声，不可吞并，皆当张扬以出之，以为如是乃自奉于造物之神也。/其余诸子音，当微微独立而发之，如是思维：我当自脱于死神矣。”②瞧瞧，语言拜物教又何须语言转向和语言大发现的教唆、促进和催化? 不需引经据典，也无须乎“孔子曰”、“孟子曰”，有眼睛的人都不难看出：自古以来，肤色各不相同、地位相差悬殊的各色人等，对语言的崇拜和迷信几近遗传，也近乎天性。语言转向和语言大发现，顶多是从语言转向和语言大发现的特殊角度，强化了这种迷信，突出了这种崇拜，夸大了这种遗传和天性。说起来，理由倒是简单得路人皆知：毕竟在所有的人造物当中，唯有语言的来历堪称神秘莫测(神秘的东西总是惹人迷信和敬畏)，唯有语言才是人类最为有力的开山板斧(有力的东西总是让人膜拜)。语言是除语言之外一切人造物的正出子宫。无论那些东西叫天堂、地狱，还是叫飞船、原子弹，也无论那些东西叫当今、刁民，还是叫现代性或封建主义，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语言产的卵、下的崽。 正因为语言具有使人类上天入地、飞山翔海的超级才华，数千年来，恒河沙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无一不在呕心沥血地致力于发掘语言的潜能，以榨取语言更多的好处或剩余价值。就眼下的情形看，这实在是一个前赴后继、永无休止的行程，现在还只能说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在这个火尽薪传的行程中，一个令人感慨和尴尬的结局似乎早已命中注定：一方面，被过度“开源”的语言确实让人类拥有了近乎神仙般的伟力——人类的足迹已经渐次逼近遥远的火星，正是上佳佐证；另一方面，天生不愿智力“节流”的人类，在使用被过度“开源”的语言去面对日常生活时，越来越远离了支撑着语言之行进步伐的原始基因，深陷于越来越抽象的概念和越来越形式化的术语，以至于在生活千变万化的景观面前驻足、凝目，却又屡屡哑然失语、言不及义或张口结舌。如今，我等草民被逼无奈，只好把前者(即上述所谓的“一方面”)称作人定胜天，将后者(即上述所谓的“另一方面”)唤作专业化。无论是现代性的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面对这个万难克服的既成现实，都不得不承认：人定胜天的代价看起来就是专业化、只能是专业化；人要想“上九天揽月”，就必须爽快地舍弃“下五洋捉鳖”的本领和机会。这就叫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韩少功在其大著《暗示》中公开表明：应和着现代性粗重、粗壮而硕大的喘息声，语言在“无可如何”之下的抽象化和形式化(即专业化)，无疑意味着对感性细节的精心过滤。在语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感性细节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数学上的正比关系：愈抽象、愈形式化的概念，对感性细节的过滤程度愈高；依照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普适公式，语词的专业化程度也就越甚，人在念想中所能拥有的登天入地的才能无疑愈大、愈神仙。不过，“过滤”是我使用的语词；《暗示》最喜欢或最常用到的，却是另一个更加土气的“漏”或“漏掉”。对于我们这些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漏”和“漏掉”似乎比过于洋盘、过于中产阶级的“过滤”更形象一些；考诸我们的感觉和“漏”的原始语义，“漏”和“漏掉”确实是一个黏乎乎的、沾满了较多泥土气息的语词，也确实是一个距离中国的空气和中国的水流更近的语词。 韩少功和他的《暗示》一并认为，抽象的和过于形式化的语词为自身目的计，有意漏掉的那个或那些东西就是具象(有时也简称象)。“‘象’区别于‘文’或‘言’，”韩少功写道，它“是语言文字之外一切具体可感的物态示现，是认识中的另一种符号”。(第8页)因此，具象在《暗示》中根据需要，有时也被称作具象符号或象符。据韩少功及其《暗示》不厌其烦的介绍，具象最常见的面孔有事象(比如张三打了李四一拳)、物象(比如一棵歪着脖子的枣树)、媒象(比如电视里或者报纸上的汽车广告)、环境或氛围(比如让人触景生情的故乡，比如公事公办的办公室和公事可以私办的酒局)。我们尽可以说，韩少功为具象寻找子孙辈的方法或许略有瑕疵，因为他的分类尺度确有不尽一致之处；但我们只要牢记具象在韩少功那里，始终是与“言”、“文”相对照的东西，大体上也就差不多了③。 从《暗示》中随时随地都充满睿智的字里行间推测起来，与其说具象是一个时间概念，远不如说它是一个空间概念。所谓空间概念，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具象首先存在于某个地方，其次才是某个特定的具象某个时刻存在于某个地方。从空间上看，某个特定的具象确定无疑地存在于某个地方；从时间上看，它又可以确定无疑地存在于任何一个我们愿意将之安放的地方。对具象来说，空间总是固定的，时间总是流逝的，因此，处于时间长河中的每一个人，在忆及固定于某一个空间之中的具象时，总可以将具象在记忆中挪至任何一个地方，以供眼前之所需。记忆向来就具有这样一种无法被彻底根除的特异功能；而空间的固定，无论如何也架不住时间的流逝与绵延——正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④。这大致上意味着，记忆——按照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看法，它本身就是一个语言事件——始终在以它特有的、充满了具象的语言才华，始终在试图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活力，让日常生活像不腐的流水那样因其存在而恒常恒新。但至为不幸的是，《暗示》公开申说道：当具象在言说中被言说有意漏掉时，悲剧也就必然性地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了——这就是韩少功所谓的语言的空心化。尽管韩少功提到这个术语的次数有限，但考诸《暗示》的总体思路和根本宗旨，语言的空心化仍然算得上《暗示》最为关键的语词之一。而所谓语言的空心化，不过是具象在语言中的被“剔除”以至于“殆尽”；按照《暗示》的口吻，就是具象在言辞中被彻底“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