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读《暗示》这本书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随意翻阅,如林间漫步,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喜欢轻松文字的人,这样读会感觉非常舒服。另一个法子,就得有些耐心,从头到尾,一篇篇依次读下来,那就很像登山了,一步一个台阶,直达峰顶。这两种读法效果很不一样。我自己读此书,两种读法就都试过,虽然不是有意的。第一遍是乱翻,碰上哪篇就读哪篇;第二遍正襟危坐,一行行仔细读来,结果感觉是读了两本完全不同的书——不是我们平时读书那种常有的经验:同一本书,认真读第二次,我们会对它有不同的或是更深的理解,不是这样,而是确实感觉自己读了两本完全不同的书。 此书的两种读法,我想是韩少功有意为之,不但是有意为之,而且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预谋,甚至是为读者设下的一个圈套。在日常言说里,“圈套”这个词常常和某种心机、某种不怀好意相联系,那么,说这书里有圈套,是说韩少功对读者不怀好意吗?我的感觉是,即使不能说不怀好意,但也不能说里面没有一点恶意:仔细读了这部书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当代人和当代文明之间的荒诞关系的冷嘲热讽,以及在冷嘲热讽后面的脸色铁青的冷峻。我们似乎看到韩少功在努力微笑,但那微笑总是一瞬间之后就冻结在眉宇嘴角之间,而且,每当我们出于礼貌,或是出于本能,想回他一个微笑的时候,会在那瞬间感到一股从字里行间袭出的寒意,冰凉拂面,让你的笑意半道停住,进退不得。或许有的读者并不这样敏感,但是至少会感觉到在阅读中,自己和作家之间有一种一下说不清的紧张。我以为这种紧张是韩少功有意经营的结果,是他预期的效果:给你一个轻松读书的机会,但是你不能轻轻松松读我的书。 我自己第一次阅读《暗示》的经验就是如此。刚刚拿到书的时候,由于有酷爱读笔记小说的习惯,我是以一种相当轻松的心情对待它的,为自己在现代写作的荆林里终于有机会碰上一片落花满地的草坪而高兴,觉得终于可以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不必犹如进入一座城堡,需经过重重暗卡和守卫,也不如进入一个迷阵,不得不在逻辑的层叠中经受曲径通幽的折磨。所以,不顾目录中的暗示——全书分四卷,各卷的题目显示卷与卷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我随手乱翻起来。开始感觉还不错,每看一篇,都有不同感受。读《抽烟》,全篇不足六百字,很像当前非常流行的报纸副刊上闲话闲说的小专栏文章(所谓报屁股文字);读《粗痞话》,赞美乡野语言的粗鄙生动,不由得想起作家的那本在大陆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小说《马桥词典》;读《精英》,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能不佩服韩少功对海外bobo们的刻画是那样传神,可谓入木三分;读《麻将》,那是一篇苦涩的小小说;读《月光》,那是一篇文字如月光一样透明清洁的散文;读《劳动》,感动之余,不能不对“玩泥弄木的美文家”们由衷赞赏,心向往之。但是,读到后来,读到《仪式》《语言》《真实》诸篇,我开始端坐,在心里和少功辩论(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再后来,读《极端年代》《言、象、意之辩》《残忍》,那种初读时的轻松感忽然消失,并且似乎看到作家正在一个模糊的暗处讪笑自己。我一下明白,《暗示》不是一本轻松地可以用消闲的方式对待的书。此书之所以用小说的名义出版,之所以采取一种类似随笔的文体和形式,并不是为了讨好读者,更不是因为韩少功本人特别喜欢随笔这类写作形式,而是另有图谋。 与读者初识它的印象相反,《暗示》其实是本很复杂的书。 我想从它的附录说起。 一部书有附录,以理论和学术著作为多,小说就比较少见,常见的,一般是以“后记”煞尾,有余音绕梁的意思。但是《暗示》很特别。首先,韩少功这部书是以小说的名义出版的,可是有附录,而且有三篇,其中最后一篇还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主要外国人译名对照表”,表中共列人名六十七人,其中文学家艺术家十三人,其余五十四名都是哲学家、科学家和各类学者。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部文学作品,只看这附录,很容易觉得你手里是一部学术或理论著作,绝不会想到它是一本小说。韩少功为什么这么做?是给那些喜欢寻根究底的人查对起来方便?当然有这个作用,但是对于习惯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很少有人会有兴趣去做这类事,从约定俗成的阅读惯例来说,读者对非理论和学术著作也没这个要求。作家对此心里不可能不清楚。何况,就此书所涉及的“外国人名”来说,这个对照表并不完全,例如在《夷》篇里,说及巴赫和马奈等西方音乐家和画家共十一名,就全不见于对照表,还有,在《疯子》一节里,俄国精神病专家哈吉克·纳兹洛扬的“雕塑疗法”对支持作家“言”与“象”这二者“互为目录、索引、摘要以及注解”的观点有重要作用,但此人的名字也不见于表。那么,附这样一个表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明显是对学术著作的有意模仿,或者是戏仿(热爱后现代理念的人会说这是一种后现代的态度)。说戏仿,如果读者把这书是从头到尾细读一遍,寻觅在各篇小文里时明时暗的诸多思想线索,摸索其中在表面上显得破碎零乱实际却贯穿全书的主题,你又会觉得此仿非彼仿,戏不全是戏,而是某种暗示:《暗示》只不过是“像”文学作品,作家通过此书思考和表达的,远非“文学”的视野所能涵盖。书中的大量短文虽然都不过是随笔、札记、短评、小散文和半虚构的回忆文字,文学味道很足,可是它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却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其中不少问题还是当前理论界正在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对“电视政治”“进步主义”“商业媒体”“潜意识”等题目的讨论,都是如此。韩少功在此书的“序”中更直接坦白,在这次写作中他真正关心并试图深入讨论的,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知识危机,是当代的知识活动在今日的战争、贫困、冷漠、集权等等灾难面前如何无力,并且,为便于做这样的讨论,“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把文学写成理论?还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可能吗?这是认真的吗?这是不是一种文学的修辞,一种机智的说法?在《暗示》出版后,不少批评家都撰文讨论这本书的“文体破坏”和文体试验问题,有说成功的,有说不成功的,众说纷纭。但是我以为他们都没有认真对待作家“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个声明,更没有认真对待此书的“附录三”。其实,它是对声明的又一次声明:《暗示》要做的,就是要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可不什么文体问题)。韩少功这么说绝不是一种修辞,他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