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风景”往往处于看似“透明”的关系之中,其“生产”过程自身难以得到反思。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小说叙事中,风景问题恰恰呈现出某种历史意味,特别是蔡翔提示我们:“地方”风景在不同叙事脉络里会转喻为“本土”、“人民”甚或“乡土理想”,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乡村的展开,小说中的“地方”风景往往会呈现出贫瘠与荒凉,比如陈登科《风雷》中的“青草湖”和柳青《创业史》里的“终南山”。①文学中的“风景”在场(或缺席)以及如何在场,不仅暗示出不同叙事机制的隐含意图,也表征出社会转型内在于“自然”形象的呈现:譬如新的劳动价值论渗入农村,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而引发了风景形象的变迁或“风景的生产”;合作化进程带来了人与土地之间原有情感结构的转换;以及新的政治认同重写乡土自然风景的意义等等。在这一脉络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山乡风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甚至新农村的乌托邦形象同时在小说中得以赋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乡巨变》是农业合作化小说里少见的以描绘美景、民俗见长的小说。在一本旨在总结新中国十年文学成就的书中,编著者作出了如下评价:“作者饱含着热情,对他故乡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保持一种新鲜感觉。在它里面,那迷人的南方景色,场会上的吵闹,少女们的嬉笑、情侣间的密语,乃至草屋里老家长的貌似威严的斥骂,都带有着诗情画意。”②因此,《山乡巨变》可谓是切入“社会主义风景”问题的一条关键线索,同时又是探讨新中国“现实主义”美学肌理的关键文本。 不少研究者都曾指出,美景以及民俗的“发现”内在于某种现代的“观视”机制——尤其是所谓“民族志”方法,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或多或少内在于这一机制。相比而言,赵树理20世纪40年代关于乡村主题的写作则从“内部”出发,生成一种别样的叙述方式,用周扬的话说,即“在作叙述描写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的语言”③,由此克服了一般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中“叙述”与“描写”的分化问题。其实,文学叙述方式涉及写作者与所写对象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在这个脉络里再来讨论《山乡巨变》,问题就变得复杂而有趣了。乍一看,《山乡巨变》所描绘的湖南山乡风光、民俗似乎并不全然外在于周扬所批判的“分化”模式。然而,此种“对号入座”或许太简单了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风景”生产自身的意义、矛盾与难题性,这也是我提出“社会主义风景”这一表述的用心所在:如果“风景”的确如柄谷行人所言,指向一种现代的认识“装置”,那么社会主义改造前提下的“风景”与此种“现代”构成何种关系?与文学“现实主义”又有何种联系?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将“风景”的书写把握为一种不稳定的、充满矛盾的历史现象。 “风景”可能是《山乡巨变》中最难说透的对象。当代文学批评不是将此“湘地风景”视为针对“恒常”状态的抒情之作④,就是以之为“异质性因素”的表征⑤。因此这些批评话语在为小说形式特征重新赋予意义的时候,无不强化了“自然”而“本真”的乡土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十七年”期间的文学批评同样注意到《山乡巨变》的风景画和风俗画特征,却呈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赞扬其为“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溶化在故事情节中,借此烘托出生活环境的氛围”⑥,也有人质疑不少“环境”描写缺乏和人物的联系⑦。在很大程度上,那一时期的批评话语无法摆脱“艺术性/政治性”框架来深入探讨“风景”的含义。肯定性的评价,至多不过视之为“美感享受”的源泉⑧。而否定性的评价与其说提供了批评性的意见,不如说只是进一步凸显了问题本身。实际上,“风景”关联着一种文本内部的“观看”和叙述机制,后者不仅生产出“风景”而且制造出大量看似冗余的细节。这也正是当时的批评普遍注意到的“缺陷”,即“作者在力求看得深看得细时站得不够高,因此生活中很多重要的主流的东西没有得到充分描写,而在不重要的琐屑细节上却花费了太多笔墨”⑨。探讨周立波小说里的“风景”首先必须考察这种风景生产的机制及其历史谱系。这就不能不提到周立波所谙熟的“现实主义”。在转入小说创作之前,周立波曾写过一系列探讨“现(写)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在一篇题为《观察》(1935)的文章里,他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本身就是“观察最好的讲义”,而观察则是“现实主义者的门槛”⑩: 观察甚至于成了直觉,它不会忽视肉体,而且更进一步,它会迈进灵魂……让我自己,化为了观察的对象。(11) 观察指涉某个主体位置,而且最终这一观察会渗透进“灵魂”,指向主体自身。正如安敏成所言,现实主义对观物客观立场的强调恰恰与启蒙观念息息相关,与自信的主体有关。(12)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破坏了此种知识主体的稳固性,重组了“主体”与“对象”的位置。赵树理式的“讲述”方式,或许可以视为这一“位置”改造的文学后果与实绩。然而,我们需要进入周立波具体的创作轨迹来反观这一“改造”过程的曲折与难度。 “整风”之前,周立波自叹“没有到农民那里去过一回”,整风之后,他开始“到部队、住农村、下工厂”(13),从而“发现了人民的生活”。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观察”这一方法。在1963年的一次谈话中,周立波特别提到古元在延安观察群众的方式,我们不妨视其为周立波“现实主义”观察机制的“视觉化”: